周八骏：“东方明珠”的珍贵与脆弱

　　文|周八骏

　　李嘉诚在长和系公司记者会上引用唐诗“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引起香港社会关注。不少评论热衷于讨论“一再摘香港之‘黄瓜’者为谁人？”固然，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我却因之而思考另一个相关联问题：什么是香港的价值及其内在脆弱性？

　　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同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香港又被授以“东方明珠”的桂冠。

　　作为东方的一颗“明珠”，香港无疑是珍贵的。

　　具有制度优势人文优势

　　首先耀眼的是，卓越经济成就。香港以数百万人口和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全球贸易额排名中进入前十名，造就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又是国际航运业的一个重镇。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在香港回归前夕，超越了若干发达国家，包括英国。

　　在卓越经济成就背后，是制度优势和人文优势。“自由港”政策一直滋养香港对外贸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还滋养了香港制造业，也使香港长期以来一直以“购物天堂”吸引国际游客。“自由港”政策与资本自由进出政策相结合，使香港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热土和集散之地。就司法制度和官方语言而言，香港与新加坡不相伯仲。但是，在商品、服务和资本进出的自由度上，新加坡难望香港之项背。

　　香港经济对外高度开放为举世罕见，加之香港居民以移民及其后代为绝大多数，孕育了香港社会多元包容的品质。在相当长时间里，“东西文化荟萃”和“中西合璧”一直是香港文化的特征，构成香港独特的人文优势。

　　然而，如同一个人的优点往往也是同一人的缺点，香港作为“东方明珠”的“珍贵”之处恰恰也就是她的脆弱之处。

　　作为一个小而高度开放经济体，香港受外部经济形势严重影响。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为应付外来经济冲击必须支付内部调整的昂贵代价。

　　“小”是香港与生俱来的特点和弱点。关键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香港在后天的政策、制度和人文等方面，缺乏应有的与时俱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香港仍在英国管治下，但是，制造业大规模迁至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在市场主导下，显示香港克服自身“小”的弱点的聪慧和勇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争取中央签署并不断扩大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展示香港在政府主导和市场配合下，争取完全克服自身先天缺失的意志和决心。

　　然而，香港在回归前所形成的，主要向西方国家高度开放的制度、主要由内地移民及其后代构成的居民、主要由西方意识形态薰陶的文化，在特区第二个十年，开始阻碍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阻碍新世纪全球重心东移、妨碍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居民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香港先天缺失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弥补，相反，凸现为香港的脆弱性。

　　为什么近些年来香港在国际货柜运输的排名先是被新加坡超越、接着又被上海和深圳相继超越？不仅因为香港本地制造业萎缩，而且由于香港与广东省珠三角经济融合遭遇“瓶颈”。随着广东省珠三角的货物愈益由深圳港输出入，试问：香港的吞吐量岂能不减少？

　　更严重的是，香港既有制度和文化不仅不再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反，其传统优势被不断削弱，甚至有的开始向劣势转化。

　　从“占中”到“旺角暴乱”，香港法治秩序和法律一再遭受破坏。如果以所谓“公民抗命”为幌子的“造反有理”不被遏止，那么，香港司法制度终将千疮百孔！

　　社会多元包容逐渐流失

　　中国成语和俗语称：“家和万事兴”，“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香港社会多元包容的特点和优点，自回归以来一直被关于“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区别所侵蚀，近些年，更是被关于“香港居民”与“香港永久居民”的区别以及关于“香港人”与“真．香港人”的区别所不断地侵蚀。香港社会政治两极化不断恶化，加之“香港人”的圈子不断缩窄，香港社会多元包容的品质在令人痛心地流失。

　　香港传统制度和文化是回归前一个半世纪全球重心在西方时的产物。进入新世纪，全球重心“东移”，香港传统制度和文化必须顺应这一人类近五百年来最大变局，作出调整，予以完善。近两三年来，“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思潮抬头，是香港传统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人类历史巨变的反映，也是香港传统制度和文化适应人类历史巨变必经的“阵痛”。

　　已故香港经济学家曾澍基教授曾经在一个论坛上，以“巨龙口中的明珠”来比喻香港与国家的关系。面对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调整的波谲云诡，香港必须得到国家的精心“呵护”。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不仅不能任由“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势力毁灭，相反，必须在大时代风雷激荡中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辉。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