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理：大学管治乱象丛生 教资会当头棒喝

　　文|陈道理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昨日公布获政府接纳的“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报告，当中明确指出，良好管治才能维持及培养公众对大学的信心，而一所大学出现危机，会影响公众对所有大学的信心。虽然报告未有明确点名批评哪间大学，但结合当前香港的大学管治乱象，当中的意涵已经呼之欲出。事实上，如不尽快纠正大学管治问题，不仅会打击大学的声誉，更会严重损害整体社会利益，因此，“教资会”的这份报告应当是一个极佳的契机，让各间大学及其管理层，认真反省并改正问题；负责人更需以身作则，加强管治，改正陋习，消除害群之马，重塑公众对大学的信心。

　　这份报告并不长，但可谓字字珠玑，具含高度的指向意义。而由备受教育界尊重的Howard Newby爵士作为顾问，其认受性更是无可质疑，亦无需再受恶毒的政治指摘。报告提出的六点建议，包括“受信责任”、“招募、就任培训和专业发展”、“策略规划”、“风险管理”、“转授职权安排”、“五年定期检讨”等，围绕当前香港各大学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原则性以及具体的改善建议，可谓发人深省。

　　事实上，香港各间大学纵使在国际排名靠前，声誉颇佳，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屡现“丑闻”，已严重打击了香港各大学的声誉。出现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大学制度出了问题（否则如何解释以前没有，现在才出问题？），更多的还在管理层，某些大学校长、副校长、院长、主任等等，或多或少无法达到公众对大学良好管理的应有期待。以致于出现种种管理松散、管理层不尽责、不敢得罪人的情况。

　　教师不务正业 校长竟无压力

　　最典型的情况在于少部分教师“不务正业”、“疏于教学”而能“白拿公帑”，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气焰嚣张，拿着高薪做着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务。例如，郑松泰，身为理工大学的“专任教师”，却同时身兼数职，既有在多间媒体任主持人，更是极端激进的“热血公民”的负责人之一，长期鼓吹激进行动，更有针对游客的极端行动。这么一个极端分子，白拿公众高额的薪金，有没有尽到“教师”的应有之责？换在欧美任何一间“世界名校”，早就要面临纪律聆讯，轻则警告，重则解雇，何有香港当前的“听之任之”的情况？

　　像郑松泰之类，社会上有识之士早有批评之声，更有民间团体请愿要求严肃处理，但无奈最终收到的却是大学管理方“校方不会为其言论负责”的“不了了之”的回应。这并非制度的问题，而是大学管治的问题。身为大学校长、相关院长或主任，没有理由因为“害怕得罪人”、“不愿趟政治浑水”而明知恶行而仍要纵容。今日或只有一个郑松泰，假若有十个类似人物，试问大学还如何称之为大学？

　　更有离谱者，像浸会大学某位“社会工作者”，言论极其出位，更是成为“占中”的其中一名鼓动核心，社会科学院院长本着从大学声誉及学生利益出发，提出应有的警告，但最终反被一群政治势力强力反扑，攻击其“政治打压”云云，最终这位院长反受其害。试问，这又是否一间大学良好管治的现象？这种情况一日不除，香港的大学一日无法受人尊重，更是将真正负责任、有才有德的学者摒弃于外。

　　这些大学管治的问题，其核心是什么？昨日公布的报告明确地指出：“换言之，现代的大学管治制度如要取得成效，校长必须觉得管治组织成员在大学的策略决策过程中有所贡献；另一方面，管治组织也必须觉得他们适时获得所需的资料，让他们能妥善履行职责。或会有人认为，管治组织既受托监督公帑运用，便必然须承担应有责任，经常以机构管治的高标准做好管治工作。此外，他们须确保在履行职责时，顾及公营机构的正当操守：即无私、诚信、客观、向公众负责、开放、诚实和有领导能力。”

　　管治不入正轨 大学必无前途

　　报告还引述了澳洲国立大学校监Gareth Evans的总结：“当然，对大部分大学校长或任何其他主要的执行人员而言，由他们完全自由管理，而正式的管治组织纯粹形式上从旁监督，并非现今世界的做法，亦不应如此……窍妙之处在于何处落墨，如何分野，以确保管治组织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不但不会产生怨怼，而且可达至最有建树的协同效应。”

　　“由他们完全自由管理，而正式的管治组织纯粹形式上从旁监督”，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道破当前香港各大学管治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该承担责任的人未有充分承担，该管理的地方不愿意去管，流敝至今，已呈积重难返之势。香港市民不愿意看到大学的管治继续恶性循环下去，不愿意看到大学校长宁愿一年到头外访而不愿着手处理真正的管治问题。

　　报告有这么一段话：“虽然院校自主必须予以尊重和维护，但亦须明白八所院校各有其利益，不一定也非总可整合成整个界别都认同的公众利益。”这是婉转的批评，更是当头棒喝，香港的大学管治乱象，不应当如此下去了，公众不愿意看到十年后的本地大学沦为“政治至上、学术二流”的不光彩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