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真：港大“偷录者”敢做不敢认太卑鄙

　　作者 王真真

　　港大校委会早前会议内容被人偷录，该段录音昨日被公开在商业电台播出。“偷录者”以及故意泄露录音者，其行为本身，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违背最低限度的保密原则。然而，相对于这种“泄密”，更被人所不齿的，是反对派政客以及泄露者，一方面大喊“公义大于保密”，另一方面却“敢做不敢认”，言行卑鄙之极。如果反对派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公义”，为何不敢承认?利用偷录、散播以达到攻击李国章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公义”?此次事件实是绝佳例子，告诉公众什么是“见不得光的‘公义’”、什么又是“没有原则的法治精神”。

　　假公义图私利

　　其实，无论偷录者与泄露者，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为何早前可以举行记者会亲自公开，而此次却要如此偷偷摸摸。由此，或可以观察到整件事幕后操控者的一些心态以及政治用意。因为，上次的公然泄露否决陈文敏任命的港大校委会内容，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替陈文敏撑腰、替冯敬恩早前开门让学生暴力冲击会场的行为寻找一个“平反”的机会，由此来证明暴力冲击是“对”的、否决陈文敏是错的。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冯敬恩而言，他已被推上无路可退的局面，只有泄露会议内容，才能体现其“政治正确”。

　　但此次则不然，此次用意显然是针对李国章而来。李国章被视作是接替梁智鸿担任港大校委会主席的热门人选，泄露会议内容，则显然可以达到丑化李国章的目的，迫使特首在委任李国章时会有所顾虑。而反对派之所以不愿或没人愿意“实名泄露”，除了没有一个“有头有脸”的亲反对派港大校委愿意做出这样的丢脸之事，更主要原因在于，即便宣布，则会给人以一种“报复”印象，偷录乃至泄露录音，都是要报复李国章，是赤裸裸的党同伐异。这显然是不符“公义”原则的，更不可能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

　　因此，反对派选择了一个可笑的“匿名”做法，既要达到攻击丑化李国章的目的，更要达到不留公众负面印象的观感。然而，恰恰是这种鬼祟做法，揭示出由陈文敏至李国章事件的本质，即反对派在“公义”包装下的政治手段、在学生背后操控的选举系统工程。

　　区议会选举临近，反对派至今无法打出核心的选举口号，“占中”已成票房毒药，普选没有人再敢提，“反赤化”又忧心与“反水客暴力”相提并论，选举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处处受制。故此，反对派亟需一个好的政治议题去打，影响那些关键选区，包括陈家洛、何俊仁、冯检基、涂谨申的选情。可以想见，未来一段时间，这批反对派核心政客，必然会大张旗鼓去攻击李国章与特首，并以此来拉分。反对派以为这样做可以“复制”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对当年立法会选情的影响作用。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操作，更是极度自私的肮脏手段，更是对港大本身、对香港社会的莫大损害。尽管他们可以在“公义大于保密原则”的虚伪口号下肆无忌惮破坏香港的“契约精神”，但当手段一次又一次使用、一次比一次离谱，则无异于投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伪民主谋乱政

　　事件对李国章并没有多大实质性影响，所泄露的录音也没有暴露什么前所未闻之事，不过是重复早前冯敬恩的“泄密”内容而已。相反，对反对派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市民对此种卑鄙行为的反感只会愈来愈盛。在市民眼中，反对派大概没有诚信可言，即便是犯法之事也可以套在“公义”之后。

　　而当事件曝光后，亲反对派的一些港大校委的反应，更叫人不齿。例如，屡次公开支持陈文敏的张祺忠，在回应记者问题时竟如此表示：“会议讨论的原因这样不合常理，有委员忍受不住，要公开也没有办法，无可厚非。”什么叫无可厚非?到底在反对派眼中，有没有是非观念、有没有法治观念、有没有契约精神?是否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一切都可以弃之如敝屣?港大真怕要毁在这批道貌岸然的伪善之徒手中!

　　事件对反对派的负面效应已经迅速彰显。昨日港大已经就事件报警，梁智鸿事后对记者指出：“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及要强烈谴责，这是违背了委员会开会的保密，更侵犯每人谈话的私隐，我绝对要强烈谴责。”而李国章亦认为，他在会上的说法是光明正大，是有道理地分析事件。并称，如果公开录音者是想令他感到尴尬，播出声带可以让有头脑的人分析事件，他亦问心无愧不会惧怕。早前有委员引述会议内容已经是不恰当，现在播出录音，是更有问题。有人在未得到其他委员的同意下偷录会议，是用了卑鄙的手段，所有委员已经签署保密协议，现在公开录音等同反口，是没有诚信的表现。

　　此次是极佳机会，让公众思考，所谓的“公义”是谁的公义、所谓的“法治”是谁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