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中英“黄金时代”有助香港转型

　　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各界热议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的高铁与核电走入欧洲市场，英国成为西方向中国开放的典范国家。这一切即便在十年前都很难想像。所谓“黄金时代”，实际上是指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者正在通过自身的新型大国外交及其国际关系体系建构创造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英在《联合宣言》中还倡议推动中欧自贸区建设，这显示出中国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世界经济新增长的坚强意志和战略取向。中英关系新局所预示的国家大发展为香港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不过，与此同时，香港立法会继续深陷“拉布”困境，立法会部分议员(如黄毓民等)与特首关系继续恶化，“港独”之声犹存，特首倡议之“超级联繫人”角色受到内部治理张力与社会分裂现状的阻挠。这里有香港长期以来的“反对政治”传统，也有香港在内地崛起背景下“偏安一隅”的孤芳自赏思维。然而，这些陈旧思维确实不利于香港经济与政治的全面转型。而香港如果不能利用国家开闢的新一轮发展机遇，则在国家发展与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均可能被边缘化。中英的“黄金时代”应该对香港人有多层面的刺激和启发。

　　香港发展的大国政治红利

　　歷史上的香港发展，不是由于其自身独立自主的优势，而是来自大国间政治与国际体系变迁带来的巨大制度红利。香港被纳入世界体系的时刻(一八四二)正值维多利亚英国全面崛起的世界歷史时刻，英国殖民带来了西方全套的制度与技术文明，这使得香港在同时段的发展中不仅领先于中国其他地方，而且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香港人抓住了这一特别的世界歷史机遇，早期人才培养已得利于英国，贸易自由体系及其制度得以建立，港币获得独立货币地位。这是香港歷史发展的第一波。至于二十世纪歷史中香港的发展，则与中国内地的大革命、中产阶级移民、远东地缘政治格局、回归红利等密切相关。一八四二至一九九七，香港在英国殖民体系内充分利用大国政治变迁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奠定了现代香港的基础。

　　如今，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大有变迁：第一，香港回归中国，在政治上告别殖民体系，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内地支撑;第二，内地经济崛起并开展了积极的区域和世界经济体系重构，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进取与创造空间，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第三，中美并立竞争与中英密切合作并存，有效改变世界力量格局。

　　在此变动时局下，港人应以一种相对积极的心态和眼光看待国家发展，应秉持既往宗主国的理性务实哲学调整与中央的关系及互动规则，以从容心态再出发。香港负责任的精英应积极引导民众告别“港台式”的价值傲慢、国际依赖和现实中的偏安心态，以有效的社会心理治疗换取香港面向未来的勇气和智慧。面对中国国际发展红利尤其是中英“黄金时代”的红利，香港作为中英大国关系的特殊纽带，有?天然优势从中作出贡献，获取利益，赢得自信。

　　传统上一般认为英美具有“特殊关系”，无论是歷史渊源，还是制度相似性。但大国政治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对英国而言，其在二战之后面临衰落之势，其重构自身主导之世界体系的努力(如英联邦)并无积极成效，欧盟一体化亦不是以英国为基础和中心。对当代英国而言，自身的英联邦已不可能有实质性发展，英美关系中也不可能主导，而欧盟内部更无积极作为空间，与东方崛起的中国合作恰恰是英国之大国事业与影响力维繫的新途径。真正的要害是英国政治家的政治理性，他们认为中英关系是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各自外交“脱困”和国际地位维繫甚至扩展的利好安排。因此，无论是在亚投行议题上，还是此次中英“黄金时代”系列安排甚至中欧自贸区议题上，英国政治家均表现出充分的歷史智慧和政治理性。

　　做中英关系的超级联繫人

　　我们注意到习主席访英前夕，特首先行访问并谈及多层面的英港合作，这是香港充当中英关系“超级联繫人”的积极作为。由于香港自身的制度与产业优势，尤其是在中英之间的桥樑作用，香港可以在如下议题上大有作为：第一、人民币离岸业务与国际化制度安排，这方面可以更多与伦敦进行金融合作，共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国际仲裁与普通法法律服务，这方面亦可与伦敦展开合作，服务于中国的资本输出与专案风险管理;第三，高等教育领域推动香港大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和服务于中国国际化的西学研究中心;第四，法律高端人才培养，主要是面向内地司法人员与律师，以香港为基地创设可行教育培养专案，带动英国法律教育资源在香港落地。

　　中英关系的超级联繫作用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而且这些举措和方向都是参与方共赢的议题，香港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大国政治红利和国际经济分工角色。因此，中英“黄金时代”也应该是香港的“黄金时代”。而香港亦可藉助这一轮大发展重新确立在国家与国际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巩固其“一国两制”的实质正当性基础，恢復整个社会的发展信心与对国家的重新认知与认同，缓和内部政治经济阶层矛盾，为香港后续民主化准备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