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香港政治人物需作决断

　　文|周八骏

　　十月二日，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叶健民在《明报》“观点”版发表《他们就是要义无反顾做奴才！》，抨击投票否决陈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长的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多数委员。文章的标题显示，有关争议已超出政治立场和观点的范畴，被提升为“政治人格”之争。十月十二日，公共事务顾问卢子健在《明报》“观点”版发表《港大风波的政治启示令人不寒而栗》，谴责否决陈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长的港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甘愿成为北京的马前卒，亲手摧毁自己家园城市的宝贵资产”，称这是港大风波政治启示“最令人寒栗之处”。

　　“泛民”学者言论尽失理性

　　这是香港政治矛盾深化的征兆。

　　在特区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议案被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否决前，香港政治矛盾主要围绕政制发展。在政制发展、尤其普选产生行政长官问题上，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其他公众人物包括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分野，以他们对待《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态度来区别。在特区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议案被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否决后，香港政治矛盾失去政制发展这一焦点，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对待国家和中央的态度就成为政治矛盾新焦点。

　　在陈文敏事件尚在展开时，斗争围绕“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在陈文敏事件尘埃落定后，斗争转向有关政治人物、公众人物的“政治人格”，即对待国家和中央的态度。有人相信，在陈文敏事件背后，中央是施加了影响的，所有投票反对陈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长的港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或者是因为受了引诱或者是由于受了威吓。于是，就有“义无反顾做奴才”、“甘愿成为北京的马前卒”等辱骂。

　　请问：这是那门子逻辑？在香港已然回归中国、实施“一国两制”条件下，居然将与中央对抗视为光荣，与中央友好视为耻辱，符合谁的利益？他们认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在本质上对抗国家和中央，这样的核心价值必须扬弃，必须保留并增添有利于“两制”并存于“一国”的元素，摒弃“本土主义”、“分离主义”的基因。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个时代的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构成的。卢子健在十月十二日文章中称：香港大学是“香港意识形态堡垒”；“港大在香港有独特的地位和角色。回归前，港大是港英政府培育各界精英的摇篮，在政府、商界、专业各界，港大校友都是其中流砥柱。在港英计划之外的是社会运动和公民团体中亦有不少精英来自港大。”显然他仍局限于“九七”前遗留下来的那一套早已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制度和人事。陈文敏被否决出任港大副校长一事之所以对他们具有一定的冲击性，就因为它撼动了他们这一落伍价值观。

　　“骑墙派”必须作出了断

　　没有超然于政治的学术自由、大学自主。亲反对派公共知识分子偏重意识形态。反对派政治团体必须将价值观与公共政策议题相结合。如他们对待“本土主义”无法取得共识，不是因为价值观分歧，而是对“本土主义”落实到政策难以取得一致。当前，反对派政治团体普遍陷入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以致亲反对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偏激言论令人侧目。

　　不能不指出，叶健民教授还是民主思路的联席召集人。他如此强烈地陷于意识形态偏颇，对为己所不悦的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发表侮辱性评论，难道有助于民主思路探索香港政治第三条道路？耐人寻味的是，对若干政治人物、公众人物的辱骂，不是出于反对派政治团体领袖。在陈文敏事件肇始时，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领袖人物曾发表支持陈文敏的观点，但在陈文敏事件落幕时，反对派政治团体集体缄默。因为，他们开始陷入第五届区议会竞选，既分身乏术，又不能不顾及区选的议题设置必须以民生为上。

　　而占主导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于制度，也充分支配人、尤其建制人物的头脑。香港政治矛盾深化的另一个征兆是，建制派政治团体也出现进一步分化，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面对“站队”的严峻考验。

　　十月九日，在立法会选举产生新一年内务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的正、副主席时，一个属于建制派的政治团体四名立法会议员，投票支持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出任副主席，这是一个信号。这一个政治团体及其领导成员，同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中否决陈文敏任港大副校长的委员们，都属于“九七”前功成名就的政界、工商界、专业界代表性人士。香港政治矛盾深化，对他们提出严峻考验。他们必须在是否坚持传统价值观和传统利害关系上做抉择。经历这样的考验，做这样的抉择，心理压力之大不足与外人道。

　　毋须赘言，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否决陈文敏任港大副校长，建制派某政治团体立法会议员投票支持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副主席，偏向的是两个不同政治倾向。随着香港政治矛盾继续深化，后者必须就“去留”做出了断。政治局势发展至今，政治人物、公众人物都已无法做“骑墙派”。需要明确阐述他们的重要决定、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