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赤琰：《基本法》的法律意义就在于非殖化

　　文|郑赤琰

　　全国港澳研究会陈佐洱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谈到，香港有仍继续奉行“殖民地化”与“去中国化”的反常现象。此言一出引发社会热议。有记者追问他：根据《基本法》内那一条，是指明主权回归后一定要“非殖化”？如此追问彷佛指《基本法》从没要求非殖民化。本文由相关法律文件和《基本法》的相关条例分析，论证非殖化正是基本法的法定要求。

　　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因为当年香港的管治权被英国从中国手中被夺走。《中英联合声明》明确列明，九七回归后中英一交一接的，就是香港的主权。英国交回主权，也就结束了对香港的殖民史。因此就主权来说，香港最根本的非殖化是主权回归祖国。正因为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因此过去一个半世纪英国在港制订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所订立的管治制度，除了国家政府予以保留的部分内容，其余一概废之止之。这是全世界废止殖民地屈辱史国家均会采取的法律措施。尤其在立法权与其司法权等直接体现主权的核心权力，更一定彻底收回，不会让殖民地政权留下来的制度不变，令原殖民宗主国仍实际掌控或深刻影响地区管治权。随便举例来说，巴基斯坦与众多中东与非洲回教国家，当他们结束殖民地统治后，最简单直接的做法是将回教法取代普通法，即使不全盘取代，也一定确立回教法的主导地位。

　　去殖化体现在管治权

　　中国收回香港主权虽然采行“一国两制”，且于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写明“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如此做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两则引言见《基本法》序言）。为了取信于国际，中国相关承诺不仅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还在联合国备案。

　　也正是因为宪法第三十一条有在香港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香港便有人将这规定曲解为“高度自治”运作下，“两制”平等平行各不相涉，因此常常自外于中国，继续奉行英国留下来的管治制度，将香港延用的普通法凌驾于基本法和宪法。这种看法是否合法？只要以主权的知识去判断，便可知其非。如此以来，等于香港享有一个独立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体现国家主权的“一国”宗旨名存实亡。正是利用这种不合宪制、法制的曲解，某些政团在反华势力驱使下，竭力否定、阻止“非殖化”，甚至还力行“去中国化”。

　　香港主权收回后于港实施“一国两制”，在宪法和基本法中有许多“非殖化”的规定。宪法明确规定了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及规定香港的宪制地位，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高度自治地方政府。《基本法》第一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法律意义来讲，正是要断绝殖民地主义者在港结束殖民统治后，仍保留部分殖民期管制权以维护其特权利益的惯技。第二条写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特区政府享有完整的地方性质的三权管治架构，二是这些管治权限是国家由英国收回后，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特别授权。既然是授权而得，也可结束授权而失，这是授权的法律基本概念，也是确立香港是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宪制地位。

　　第三条写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组成。”规定核心权力机构成员必需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同样是“去殖化”的具体规定，结束殖民地时代由英伦直接派员或让殖民地的英籍公民掌控管治权的做法。

　　非殖化有时限

　　第五条写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说明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下让香港享有的原有制度不变，不是永久不变，而是有五十年的时限。这其实是维护中国对港绝对管治权的“保险闸”，若去殖化不顺利，危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中央政府将依法收回特别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及取消现行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第七条有关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第八条列明香港原有法律若与《基本法》有抵触，将作无效论；第十条规定特区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第十一条写着特区立法机关制订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等。

　　中央给香港五十年的时间循序渐进地争取非殖化，是为了既能维持国家统一，又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陈的话在一些港人听来可能逆耳，但却是忠言。作为一个研究员来看，给一个回归殖民区五十年去逐步非殖化可说是极为宽松大度的安排。有些人不仅拒绝“去殖化”，反而想出诸多阻拦的办法去破坏“中国化”，奉行耻辱殖民时期遗留的一些、早已不符香港实际和法例的“惯例”为圭臬拒绝改变，令香港陷入政治内耗难以发展。若令局势进一步动荡，最终酿至二〇四七年硬着陆，中央被迫收回自治权接管香港，实非明智选择。

　　（作者为前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