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香港政治人才何处来？

　　文|周八骏

　　1991年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分区直选方式竞选产生立法局少数议员，情形令人记忆犹新，转眼间24年过去了。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当年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而今大多步入老年。在即将来临的2015年11月特区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前几个月，主要政治团体不同程度实施了领导层新老更替。

　　可以预言，第五届区议会选举之后，2016年9月第六届立法会竞选之前，主要政治团体领导层将不同程度地再增加新人。

　　于是，一个问题很自然地产生了：24年来香港已有政治人物成熟了多少？目前已开始和将接班的政治人物是否称职？这一个问题换一种表述：香港政治人物新老更替取决于自然规律，香港政治的进步是否与之匹配？

　　商业社会令港缺乏政治人才

　　论及香港政治有无进步，许多人，不限于反对派，归咎民主进程滞缓。一些人，当然首先是反对派，不断地强调香港人争取民主几十年至今未能实现普选。然而，香港为何至今未能实现普选呢？反对派一直把责任推给中央，而回避伦敦从1991年开始推行香港立法机关民主改革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在香港，不少人，首先是反对派，忽略或故意忽略香港政治人物是否具备“港人治港”的才干。

　　10月9日，林沛理在《明报》“观点”版发表《林郑的一番话不恰当》，尖锐地问：“港人真能治港吗？九七之前的香港政府是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的殖民政府。九七之后，它对自己实施有效管治的能力从何而来？更关键的，是香港人是否能够认真负责、可信赖地使用赋予他们的权力，‘Can Hong Kong people be trusted with power’？这个问题是香港政治的禁忌，因为它对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以及民主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合理性，同时抱怀疑态度。然而，要讨论香港的民主进程与政治前景，这个问题不得不问。”

　　提问方式包含了对问题的回答。至于为何“港人”缺乏“治港”能力，林沛理的文章归因香港长期受殖民管治的影响。他说：“在155年的被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人证明了他们是‘好仆人’（good servant）。问题是当‘好仆人’的角色逆转，很容易就会变成‘坏主人’（bad master）。”

　　显然，这是一种过于笼统而容易产生分歧的说法。

　　第一，香港政治人物缺乏承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才干，首先是因为“一国两制”是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鉴的探索，其次是由于伦敦没有也不可能在“九七”前为“港人治港”作必要准备。

　　诚然，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前两个多月伦敦宣布将在香港引入代议政制，当时英国首相就明确表示其动机和目的是“还政于民”，即培植亲英港人来治理“九七”后的香港。然而，伦敦牢牢控制香港决策权直至1997年6月30日，没有也不会在“九七”前培养一批具独立决策能力的政治人才。

　　第二，香港缺乏政治人才也同香港长期是一个商业社会有颇大关系。

　　政治人才不同于行政人才，更有别于商界翘楚以及专业精英。个别人士兼具政治和行政、政治和从商、政治和专业服务的才干，横跨有关领域，不能抹杀政治与行政、经商和专业服务之间明显差别。

　　看政治人物，既必须看其政治立场也必须看其政治能力。在香港，一线政治人物几多具政治能力？香港选民投票，除了看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就是在较缺乏能力者与更缺乏能力者之间选择。那些高呼“香港自治”甚至“香港独立”者究竟有多少斤两来承受追求“自治”和“独立”的政治重负？

　　区选是从政青年的起点

　　商业传统和打工习惯使香港不乏视从政为做生意的政治人物。尽管政治被视为充满权谋、阴险和邪恶，但是，政治需要敢于牺牲个人利益、坚持政治立场和追求的真君子。

　　第三，“一国两制”对香港政治人物提出更高要求。香港缺乏具一般性的政治才干的政治人物，更缺乏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政治人物。“一国两制”需要政治家，香港有政治家吗？

　　现代政治需要多方面知识，受高等教育是从政基本条件。但是，政治人才是在政治大课堂、大战场中造就的。香港政治人才也需要在政治实践、尤其两大政治阵营交锋中培养。

　　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将来临的第五届区议会竞选值得期待。它将是第一次没有政府委任议席的区议会竞选，从此，区议会所有议席向政治团体、政治人士开放，是有志于政治的香港青年从政的一个起点。在他们中间，看得到香港政治的前景。

　　随着越来越多有志于政治的青年投身区议会和立法会竞选，在当选者中青年所占比例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建制其他环节政治人才问题会被凸现。

　　公务员是一支队伍，更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后者形成于“九七”前，能不能适应“一国两制”与时俱进？能不能向特区政府决策班子提供相匹配的行政支援？“一国两制”与时俱进所需要的公务员从何而来？这些问题是选举所无法回答的。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