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暴力政治破产 发展才是主流

图：“占中”期间，暴力政治发展到巅峰/资料图片

　　文|田飞龙

　　“占中”一周年之际，香港反对派团体曾妄想若“意外”得到很多市民支持，也许能发起“二次占领”。结果当然是“意料中”的仅仅数百名骨干力量参与，至多构成一种纪念形式。“占中”标志着香港反对派煽动市民冲击法治的巅峰，呈现了香港社会最大强度的反政府力量。当初“占中”者预想最理想的发展，是“公民抗命”扩大、激化为武装斗争，最终以暴动形式推动“香港独立”。极个别极端团体屡屡试图朝此方向引导，但终于宣告失败。即便是当初“占中”形式的公民抗命，反对派亦再无号召力能原态重演。因为民众已清楚看到中央政府的原则与底线，已清楚看到暴力破坏法治的恶果，了解到反对派“政治对抗政治”的无效与无力。

　　当占领已成往事，当广场激情终于退却，当国际干预和本土化迷雾渐然消散，香港社运模式已到了必须反思转型的历史时刻。李柱铭与黄之锋，这两位香港反对派两代人的代表人物，近期访美遇冷，亦显示出香港政治进一步的“去国际化”。基本法在港日益准确、全面贯彻，新香港的定位与发展有望告别政治内耗噩梦，从容焕发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策，再创新历史的香港精神。

　　占中引市民深思

　　在香港反对派看来，“占中”一周年之际的金秋九月是一个黑色九月，张晓明的“行政主导论”和陈佐洱的“去殖民化论”，刺激港人尤其是反对派深思曾经的殖民史与回归史，深思“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根本理念与逻辑。当然对香港殖民历史须具辩证观，即肯定和继承殖民遗产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和改造其中的不合理与不正当因素，令香港发展更合乎宪制规定、实际需要和“一国两制”。

　　“占中”运动确实反映了不少香港人没意识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对本港稳定繁荣的重要作用，缺乏对基本法的基本知识和准确了解，由此产生自身国民意识危机，尤其在反对派误导下，对殖民史观产生莫须有的玫瑰色想像和留恋。对待香港的殖民遗产及香港人的政治认同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辩证法，向香港人讲清楚：第一，英国殖民者统治历史的双重性，即侵略压迫和制度建设两面展开，需要区别对待，且说明殖民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第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已经肯定和继受了殖民遗产的合理因素，批判改造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香港管治包括政制发展必须以基本法为准据；第三，香港社运表现特别是“占中”运动引起了包括香港社会在内的整体中国对香港人国民意识与认同的深切忧虑，因此适度批判香港人意识中的殖民主义残留以及建构一种更加稳健的香港人国民意识，是中央和香港地方共同的国家建构任务；第四，去殖民化不以改变香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目标，不突破“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而只以抑制过度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去中国化”意识为要旨。

　　极端再无出路

　　香港反对派自一九九〇年代政党政治兴起以来即以“政治对抗”模式逐渐发展，以“民主回归论”为画皮，以曲解基本法框架（普通法自由主义）来否定中央对港国家层面的管治权，对香港自治体系意图进行渗透与改造。这一社运模式以本土民主社团、立法会反对派议员联盟、青年学生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外国基金会、本港自由派传媒为基本组织网路。这一“政治对抗”模式在二〇〇三年的反二十三条安全立法和二〇一二年的反国民教育事件中得到充分检验和发挥，成为暴力政治的力量源泉。然而，二〇一四年围绕特首普选的“占中”与反“占中”对抗以及最终的“占中”失败和政改搁置，导致这一模式基本破产。“占中”落幕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中旬，历时七十九天，对香港而言可谓铭心刻骨，创剧痛深，其政治社会后果至今仍在延续。“占中”失败后，反对派屡屡意图重启大范围暴力行动，但从未获得成功，此次一周年之际的重新占领亦告失败。这并非偶然，因为曾经支持香港“占中”的组织网路、民意基础甚至国际势力之立场与投入，已然发生极大变迁。反对派中的激进团体尽管心有不甘，亦已无可作为。

　　另一方面，“泛民”派主流政治人物开始严肃思考社运转型方向，或者退出原有政团走“中间路线”（汤家骅等），或者积极捕捉并回应中央释放的政治和解信号与善意（刘慧卿等），朝着这一方向的各种政治努力值得积极评价和乐观期待。因为香港是法治和开放社会，民意通过周期性选举严格塑造着具体的政治版图。当香港问题日益“去国际化”而成为一个“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下的地方性治理问题时，反对派除非已打好激进到底以及随时政治移民的决心，否则必须在理性上需要寻求和解与新生，以便存留其在香港社会和基本法秩序内的合理政治资源与空间。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是引导“泛民”主流派转向和平理性的重要政治压力。

　　更关键者，香港社会有识之士已然清晰判明，香港作为体量微小的政治与经济体，在大国政治博弈中的棋子与筹码作用在不断下降，既无法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而获得美国的持续政治支持，亦无法仅仅依凭自身力量而实现“港独”迷梦。国际干预和本土“独立”均是悬崖之路，而“泛民”之理智者当然懂得悬崖勒马之道理，这正是香港政治转型将远离“占中”模式的命门所在。

　　以发展解决认同难题

　　积极的发展心态是香港摆脱目前困局的基本出路。香港社会自身政治矛盾以及两地矛盾，有许多层面可以还原为经济社会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香港积极参与国家整体规划如响应“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充分利用自身在粤港澳区域一体化中的技术性优势来获得解决。

　　既往惠港政策安排的受益面相对狭窄，局限于权贵化的工商阶层，这反而加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和对中央政策的怨恨。今后香港整体发展，应更多顾及中下层尤其是青年人的创业发展机会，使得这些曾经的“占中”主体力量能够从国家发展中获得实际收益、成就感和积极体验，如此才能根本扭转国民意识危机。历史认识问题很难通过原则性的政治辩论或灌输教育来解决，消化旧有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以历史对历史”，即通过吸纳原主体参与新的国家建设与自身发展，来创造一种关于香港人和国家之间的“新历史”。文明的奥妙在于人有记忆，有记忆就有历史，有历史才有文明。香港人的认同难题，必须通过香港人的“新历史”创造过程及具体体验才能消解，也就是将玫瑰色的殖民史观最终溶解于紫荆色的回归史观之中。以发展解决认同难题，是对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之历史创造精神与爱国精神的根本自信。邓小平之所以在那么不自信的政治年代那么自信地提出并具体设计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正是秉持着一种面向未来与实践的大历史观与政治时间智慧。“一国两制”的“新历史”才是终结或昇华香港人之殖民史观的最合理正当的药方。

　　（作者为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