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庄：香港电台应当怎么“办”？

　　文|宋小庄

　　八月六日，特区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委任梁家荣出任广播处长，执掌香港电台，广播处长还兼任港台总编辑，即日履新。在“一国两制”下，港台作为公营电台应当走什么方向，始终还没有解决。梁的出任，或有助于此。

　　早在1928年，港英当局已创办香港电台。1954年港台成为独立政府部门。回归前，港台与新闻处一起，成为推介、传播政府立场和政策的两个机构，但两者工作有别。对政府立场和政策的阐述，新闻处是直接的，是新闻报道式的；港台却是间接的，从资讯、教育、时事节目等方面反映出来，是文化传播式的。

　　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以来，港台前途就与香港前途分不开了。根据1983年12月披露的行政局资料，港英当局认为“不能把电台视为政府的宣传工具”。1985年广播事业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建议，将港台办成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广播机构，另订组织章程，由港督委任其董事局成员。1989年7月，港督会同行政局决定将港台办成公营广播机构，广播处长改任电台行政总裁，由立法局拨款，也接受社会赞助，并着手制定香港电台条例，但争议不断。1990年麦健时顾问公司建议港台向“公司化”转变。由于此事涉及政权交接的事项，1992年3月，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认为，港台不宜改变。但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主导下，港台向所谓“编辑自主”的方向发展，比“公司化”的商业电台走得更远。

　　回归后，港台延续回归前的争议。回归初期，公务员组成的政府电台，不幸沦为专门谩骂政府的电台，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先生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批评。但港台在张敏仪、朱培庆、黄华麒、邓忍光等历任处长的领导下，似未能对港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在“一国两制”下的定位有明确的说法，对如何发挥积极引领社会作用亦似未有明确的方向。

　　香港社会有建制、“泛民”的对立，但对梁家荣的任命，社会上的争议不大，没有出现“不管是非，只问颜色”的现象。原因有二：一是回归以来，港台争议不断。经过违法“占领”运动，香港社会有一个反思过程。对政改方案被否决，香港市民开始认识到行政长官普选的条件可能还不具备。后政改时期，人们希望港台对过去进行检讨，引领社会的新风气、新风尚，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和专业性。二是梁家荣是资深传媒人，有四十年从业经验。他自七十年代起已从事纸媒和电子媒体工作，2006年加入亚视，2008年出任亚视新闻部高级副总裁。虽因误报前国家领导人的死讯而引咎辞职，但人们不因一时一事的闪失，而忽略了长期敬业乐业的工作。他从事私营传媒的经验，有助于管理公营传媒，提升效率，并得到员工认同。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提到新闻自由，但香港基本法第27条明确规定了新闻自由，这说明香港基本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但对新闻自由，私营传媒和公营传媒的理解并不相同。其实，两者的认识也不应当相同。公营媒体和私营媒体的使命就不完全相同，就好比公营媒体不能像私营媒体完全按商业原则经营一样。私营媒体一定要赚钱，否则就经营不下去，但公营媒体却有服从的公益目的。

　　对私营媒体而言，新闻自由可以理解为：采访消息的自由，传递消息的自由，发表意见、批评政府的自由，接受消息和意见的自由。但对公营媒体而言，其自由度就不如一般大众媒体。公营媒体虽然不是没有理性分析、评价政府政策的自由，但采访、传递、接收消息，发表、接受意见的自由，比一般私营媒体严格。举例而言，美国之音就只能在美国之外广播，不得在美国国内广播。

　　新闻自由可以理解为：在出版、广播前不受检查禁止。但在出版、广播后如违反法律则要承担责任。不论是私营媒体，还是公营媒体，都要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运作。其运作及其结果受到法律的限制，这些法律限制，包括维护他人权益（如诽谤、暴露隐私等）、维护公共秩序（如不得宣扬色情、暴力、违法抗命、抗拒执法等）、维护司法尊严（如不得披露法庭禁止披露的资料、不得侮辱法官等）、维护国家安全（如不得煽动颠覆政府、分裂国家、鼓吹战争、种族仇恨等）。凡此，对公营媒体的要求比私营媒体更为严格，公营媒体虽较容易获知政府机密，但并不能随意披露。

　　与私营媒体相比较，公营媒体只要真实、准确、全面传播、介绍政府政策就可以了，但未必要作平衡的报道和评论。公营媒体只要提出一种主张就可以了，但私营媒体却要考虑读者、听众、观众的不同需求，对政府的有关政策的介绍，可能要提出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对任何主张也要作出适当的论证，以增加媒体的公信力。公营媒体也可以这样做，以增强说服力，但要以正面推介为主，没有故意要找反对的声音，没有一定要散布反对派的意见。在政府主导的声音太弱的情况下，尤其要如此。这样做并没有违反道德操守。但私营媒体，对正面和反面的事件都可以分析报道，但不能只鼓吹单边的东西，如不作平衡的报道和分析，没有查证就以为是事实，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处理问题，就可能有违法律、行规和伦理。

　　早在1791年的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美国已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但这并不意味？政府不可以管理或干预媒体，争取媒体的支持，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政府在争取话语权方面学习的。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