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晋：“泛民”需拿出沟通的诚意

        文/骆晋

　　“泛民”周日举行所谓“集思会”，会后声称愿意与中央沟通，以免中央因偏听而作出政治误判。从过去二十个月的激烈对抗，到昨日作出此等“沟通”的决定，可以说“泛民”终于认识到极端激烈对抗是“死路一条”，也可以说，“泛民”终于明白必须尊重中央对港的实质管治权。从这一层意而言，此次“集思会”出现难得的理性思考。然而，尽管“泛民”认识到沟通是唯一出路，但仍未改变旧有“恶习”，一方面称愿意沟通，另一方面又将过去的政治责任推给中央，说是“中央偏听”云云。如此态度，不得不令人质疑，“泛民”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到底有没有沟通的诚意？所谓“沟通”是否一种“功利”的政治宣传？

　　所谓“沟通”只是权宜之计

　　因此，昨日“泛民”阵营的所谓“集思会”，会议结果并不代表“泛民”已“幡然醒悟”、决心回到尊重中央主导下的“一国两制”规范政策之下，事实上，“泛民”是采取一种更加“权宜”“功利”的政治路线。

　　这种路线将有两大特徵：第一，其本质并没有改变，意图推翻中央对香港实质管治权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日后在对外宣传上则会更具有欺骗性，身段会放软，会做足沟通、对话的政治表演，而不是“誓不两立”的公众形象。第二，会将对话、沟通视作对抗的另一平台，利用对话的机会去胁迫中央、架空特区政府，以获得必要的政治主动地位。

　　在第一特徵上，为什么说“泛民”的调整只是权宜、暂时的？从周日梁家杰会后的表述便可见一斑。梁家杰会后表示，会上各“泛民”党派取得共识，期望能与中央保持沟通，以免因中央偏听而对香港形势造成误判。他又呼吁，中央政府应该承认“泛民”于本港政治格局的地位，不应将“泛民”视为打击对象。至于如何开始和中央沟通，他说今天公开发放的讯息已很清楚，相信对方会知道怎样处理。

　　显而易见，“泛民”并没有真正反省自身方针路线的严重错误，在他们眼中，过去出现的极端激烈政治对抗问题出在中央，是中央“偏听”的结果。但这与公众的认识完全相反，即便在政改沟通上中央有自身的角色和作用，但从头到尾，“泛民”都是抱极端对抗的态度，大规模的非法“占中”已是说明了问题。试问，“占中”令香港大乱难道是中央“偏听”的结果？否决普选方案也是中央的责任？真是荒唐又可笑！

　　从政改首轮咨询开始的二十个月时间里，中央三度伸橄榄枝，分别邀请“泛民”到上海、深圳会面商谈政改事宜，但一次又一次遭到“泛民”的刁难与拒绝。而中央官员更是多次到香港解释中央的立场与相关决定，同样亦遭到“泛民”的杯葛。即便是特区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例如国庆、回归、新春酒会，“泛民”要么收到邀请不出席，要么出席搞事。所有这些，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香港政治走到今天这样的极端对立地步，“泛民”要负上绝对的主要责任。如果他们一开始便抱着诚意态度与中央讲通，政改的结果未必是今天的样子，“泛民”政客对此心知肚明。

　　“泛民”明知如此，仍然要将责任说成是“中央偏听”，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并没有真切反省自身的错误，也没有真心诚意要去改变自己的错误。

　　“泛民”转性背后有高人指点

　　对于第二点特徵，各方都需要高度警惕。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各种会面、对话、沟通场合，“泛民”都会有相对固定的“代表”参加，但这类沟通对话平台绝不可能是友好、相互信任的对话，相反，“泛民”必定会利用一切方式去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平台，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即要避免被定性成“不沟通”，一开始便将责任推得一乾二净；第二个目的，则是要在沟通平台上作出政治表演，例如会后夸张演绎，甚至故意曲解中央或特区政府官员的原意，并以此来误导公众。简而言之，“泛民”是将此视作一个“做骚的平台”，他们从内心根本不认为“沟通”可以达到化解问题的目的，也不认为自己会去接受任何中央提出的建议。这是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先入为主的政治主张，以及从本质上与中央的对立政治主张。

　　我们更愿意相信，其背后是有高人在指点。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一个多月前曾称香港政治“太不成熟”，当中所指出的，正是“泛民”幼稚的政治主张与立场，以及丝毫不肯妥协的态度，令本有利于“泛民”的结果变成彻底的失败。有理由相信，“泛民”是听从了这些境外的政治顾问意见，意图以一种新的政治形象、政治态度来应对未来的政治斗争。这种改变却因梁家杰的幼稚表述，令观察香港政治的人士，又一次看清香港“泛民”的幼稚与无奈。

　　若他们更高明一点的话，在宣布愿意“沟通”的同时，还会拿出诚意提出新建议，包括宣布接受中央对香港的实质管治权，但这些统统久奉。试问，这还能寄望未来“泛民”真的会沟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