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香港牌是亚投行的秘密武器

　　文|沈旭晖

　　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反应踊跃，当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后，争论转到亚投行总部应落户哪里。除了中国北京以外，近月一直传出印尼、沙特阿拉伯和韩国均争取亚投行于该国城市设立总部。虽然观乎事态发展，亚投行总部如无意外还是将设在北京：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3月在一发布会上重申，亚投行总部将设于北京，且该决定是根据各方在2014年10月一致同意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似乎回旋空间已不大。

　　香港依然有独特优势

　　虽然如此，基于香港是时候考虑自身在中国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部署下如何加强角色地位，我们也不妨想想：香港有资格成为亚投行总部吗？退一步而言，亚投行能否设立数个“区域支部”，让香港分享一个席位？

　　首先，亚投行总部或区域支部若设于香港，当能减低一些外交层面的政治争议。3月27日，智库《东盟投资参考》（AseanConfidential）研究主管宝宁（GavinBowring）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撰文，指北京并非亚投行总部的最佳选择，因为会挑起国际对“中国中心论”（Sinocentrism）的恐惧。宝宁在文章中指，基于香港一贯的全球化城市定位，“亚投行总部设立在香港带来的政治暗流会少得多”，并提到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当年选择落户马尼拉，就是要回避类似的政治敏感争议。但与此同时，香港依然在中国境内，服务中国外交利益，相比设在印尼、韩国等外地城市，更能符合中国的战略思维。

　　而且香港在体制、文化上，依然有一定独特优势。相比北京，以至内地其他城市，香港的金融和法治体制都较能与国际接轨，加上历史上作为转口港、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担当中国大陆与西方互通的门户。加上在人民币仍处于漫长的国际化阶段，与美元挂勾的港币能在亚投行建立初期，较易获得海外投资者信心。近年港珠澳大桥等基建，以至港府执意要兴建的机场第三跑道，不论其动机，客观上都加强了接通珠三角与国际的硬件部署。而香港的一些软件配套，例如营商环境，以至整体英语水平，亦较中国其他城市更能与国际接轨。

　　说到底，香港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结构相对稳定，即使去年爆发连串群众运动，还是获国际投资者认可。例如港府刚在5月28日发售伊斯兰债券，是继去年9月首次发行后再度成功发行，认购金额达20亿美元；去年发行的首批10亿美元伊斯兰债券，认购金额更高达47亿美元。这正好作为一个新鲜的例证，说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让香港足以担当内地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所谓“超级联系人”。

　　在筹办会议方面，香港的经验也十分丰富，虽然不能与国家首都层面的北京相提并论，但比起任何其他城市都不会逊色。例如2005年，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颇获外界好评，时任世贸总干事苏帕猜（SupachaiPanitchpakdi）盛赞香港会议安排为历届最佳，其场地、设施、酒店、饮食等配套，以至自由的新闻资讯流通，都予国际社会一定信心。在亚投行成立后，将经常有各级部长、银行首长以至国际组织会议，香港若作为举办城市，将能充分展现配套优势。

　　做“区域支部”利多于弊

　　内地早前亦有声音指，亚投行一类金融机构即使落户中国，亦不应再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城市，而应迁往中西部，例如成都、西安，顺势带动中西部经济，开发更多能跻身国际大都会的中西部城市。其中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终点，也是“一带一路”下新丝路起点，有认为在西安设立亚投行总部，能有效融合亚投行、“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几项中国大战略。甚至也有意见指，即使亚投行总部落户中国以外，也不应设于东南亚，而应考虑在中亚国家，借亚投行重心西移，进一步连结欧洲资金。不过，短期内这却可能延缓了亚投行起步阶段的影响力，未必符合借亚投行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地位的原意。

　　总括而言，“香港牌”依然是中国在亚投行的秘密武器。即使总部不便搬来香港，让其承担一个“区域支部”角色，对中国大外交而言，依然利多于弊。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