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反对派被“港独”分离主义捆绑

　　文|杨坚

　　香港居民（选民）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希望，因为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捆绑”地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法案而失落。一些过去半年反覆争取若干被标签为“温和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转軚”的朋友，尤其感到痛心，他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被以为”可能争取至少4名反对派议员支持政府法案，但最终被无情的事实击碎。

　　反对派整体趋于更激进

　　为什么私下表示愿意“转軚”者无法公开实践承诺？有一位身居建制高位的政界人士接受一个网络媒体专访时归因于中央坚持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毫不动摇，没有向那几位愿意“转軚”者提供“下台阶”。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近两年来反对派为愈益激进的政治趋向所“捆绑”。

　　从2013年初开始，反对派对待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态度就为“激进”所驱动。其标志是，“占领中环”计划在是年1月问世后，迅速获得反对派阵营集体支持。莫说在2010年上半年曾扮演“温和民主派”的民主党，即使多年来“又倾又砌”玩得不亦乐乎的民协领袖人物，不知是身不由己抑或心向往之，也公开表示认同“占中”计划。

　　在如斯政治氛围下，2013年4月9日，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抛出一个方案：接受提名委员会沿用现时1200人选举委员会组成办法，也同意提名委员会采取“机构提名”即“集体提名”方式，但条件是，中央同意取得最高提名票的前5位参选人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翌日，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和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相继公开否定李柱铭方案，均振振有词地表示：“泛民主派”争取真普选，不以其代表人物能否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为重要考虑。李柱铭面对反对派阵营几乎一致的强大反对，不得不在4月11日公开宣布收回其方案。这一事件的意义是：在基本法基础上讨论普选行政长官方案的可能性被反对派堵塞了。

　　于是，尽管嗣后在反对派阵营中有主张“三轨制”的，有要求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基本法一起做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选的法理依据的。但是，这一类企图冲淡基本法的似乎“折衷主义”观点，很快被完全否定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和“国际标准”所推倒。

　　值得重视的，即使汤家骅、罗致光、狄志远、黄成智等，或者单独或者共同提出所谓“温和方案”，但是，他们要求中央做的让步，均超过2013年4月李柱铭提出的方案。是他们较李柱铭激进？不是。其实这是反对派整体趋于更激进。

　　在79天“占中”行动发生后，若干亲“泛民主派”学者颇为疑惑：为何“占中”三位发起人和所有支持并参与行动的反对派政治团体竟然被学联、学民思潮和其他一些激进民间团体“边缘化”？道理很简单，所有反对派政治团体都趋向于激进，所以，他们无法抗拒更为激进的社会势力偏于极端的言论和行动。

　　诚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英国管治香港逾一个半世纪所形成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从2003年七一游行开始转化为香港本土主义。2003年七一游行的口号是“反对廿三还政于民”，是典型的本土主义政治表现。翌年，一群知识分子发表联署声明，公开宣告维护香港传统核心价值旨在建设“香港命运共同体”，是典型的本土主义思想表现。

　　“港独”分离主义走向末日

　　传统核心价值一旦转化为本土主义，就容易滑向“分离主义”。2011年1月以来，反对派不断炮制抵制、反对和敌视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风潮；2012年9月，反对派以“准颜色革命”方式成功扼杀国民教育。这一切，推动本土主义向分离主义转化，而“占中”、“公民提名”争取“真普选”等非法政治行动配合违法政治要求，不仅以分离主义为思想基础，而且，扩张分离主义。

　　非法“占中”行动获得各类民意调查约三成受访者的支持或同情，反对派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或修改8．31决定、反对特区政府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也得到各类民意调查至少约三成受访者稳定支持，折射分离主义已占居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

　　6月15日，立法会表决普选行政长官法案前夕，香港警方破获一个部署以武力阻止立法会通过普选行政长官法案的团伙，揭露有关人士涉及香港一个名曰“全国独立党”的组织。香港社会不能不重视分离主义已然恶化到了何等地步！

　　在组织上，分离主义团体与若干反对派政治团体有一定牵连。在思想上，分离主义同反对派政治阵营占主导的本土主义是“兄弟”。于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就必定被激进势力和倾向“捆绑”。

　　“物极必反”。当分离主义恶化至不仅表现为口头和文字鼓吹“港独”，甚至，准备武力推动“港独”时，分离主义的末日不远了。

　　希望反对派中真心愿意做“温和派”者，首先站出来反对分离主义；走好这第一步，接下来努力同本土主义分手，回到传统核心价值原点上，争取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