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芬：否决政改 “泛民”必成最大输家

        文/梁美芬

　　梁国雄编造了一个有人利诱他支持政改的故事，更称担心传媒没有兴趣，而虚构出一亿元的金额。这场自编自导之戏，却在短短一天之内由他自己揭穿，原因耐人寻味，亦可能包括他惧怕“纸包不住火”，甚至牵连他的友好，终而惹出大麻烦而已。

　　政改表决在即，有人特别着急。眼看“泛民”无知误判，打算捆绑式地投反对票，社会大众也就料到政改必被否决，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事实上，一旦政改无法通过，“泛民”才是最大输家。试问谁人最迫切想要修改现时的特首选举制度？

　　“泛民”误判拖垮政改

　　自从政改争论的伊始，“泛民”就已误判形势。本文将主要从内容、手法、策略和方向共四方面去分析其始终，反映“泛民”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无知，以及拒绝考虑熟悉中央的人的劝告。“泛民”的误判，乃导致全港市民失去了2017年一人一票选出特首权利的主因。

　　假设政改通过，即便是“泛民”的支持者，也会对未来特首有投票权，“泛民”议员也能因此获得更多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即使是建制派的特首候选人，他们都需要广大选民的认同和支持，当然包括“泛民”选民，这就是选举的现实。“泛民”坚持要争取更理想的选举框架，却不知更理想的方案可如何达至？他们无法说服其他市民、立法会其他议员以及中央。他们所要的理想方案，不过是与《等待果陀》一样空泛无物的口号。

　　首先是他们所提倡的“公民提名”。基本法第45条虽然提及普选特首是最终目的，但现时并没有时间表规范“最终”，它更从未提及“公民提名”的制度。第45条只订明提名委员会享有提名特首候选人的权力。再者，我们必须认清，提名委员会是一个制度，其提名权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利”，与公民的“私人自由空间”是两回事。我不会怪倡议“公民提名”的年轻人，如学民思潮的成员，因为他们未必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有深切认识（顺带一提，这是本港中学教育需要检讨的）。不过，包括“泛民”议员在内的一众成年人，竟然盲目跟从、甚或顺势利用此群年轻人的叫价以讨价还价。可惜，在违反基本法第45条的事实底下，他们用以争取“公民提名”的资源及行动，可谓注定以失败告终。

　　着眼大环境改变策略

　　其次是手法。在政改尚未正式开展以前，“泛民”就已发起“翻枱面”行动：戴耀廷于2013年初已高调提出发动万人“占领中环”，目的是瘫痪中环、瘫痪警队，从而迫出中央容忍的底线，更以为可藉此使中央就范。然而，“占中”实发挥了反作用，使政改之路愈加崎岖，不但削弱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更损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香港政界及各界被迫仅仅着眼于支持“占中”与否。如此一来，不但与集中讨论改革提名委员会的黄金机会失诸交臂，更令香港社会撕裂，损害了很多的家庭关系。

　　第三是策略。“泛民”一直只能停留在上次的成功经验，恃着手上的谈判筹码，一心以为中央会在最后时刻就本次政改转舦。整个“泛民”阵营因此停滞于原点，并没有就着大环境的改变而调整策略。此处讲的大环境，包括了今日中央对国际及国内的发展策略，而其与2010年相比，已是大不相同。“泛民”并未掌握中央对国策、“一国两制”以至香港发展步伐的看法，所以他们漫天索价、逼迫中央，但这些行为是不切实际的。以上种种，使得部分“泛民”成员骑虎难下，无奈加入反对政改的“死硬派”阵营。

　　最后是方向。就笔者来看，“泛民”并不善于检讨。他们屡屡争取，若最终无法通过政改，无疑是“泛民”的失败。至今，“泛民”仍然在误导他们的群众，将这次可预见的失败合理化并加上光环。日前何俊仁就在电视节目公开言道，否决政改等于否决人大的8．31决定，这根本不符合法律及政治现实。法律上，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与人大常委会在在2014年8月31日通过的决定，分属两个不同的架构：香港立法会只是特区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是全国性的立法及权力机构，故特区立法机构的权限是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怎可能让香港立法会的决定推翻自己的决定呢？因此，说出这话的人，若非故意误导群众，就是无知。此外，在政治上，中央亦不可能因为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而修改8.31决定。何俊仁又如何得出否决政改等于否决人大的8．31决定的说法呢？人大的决定根本不在于香港立法会，故何俊仁的说法更显得毫无根据，流于空想。

　　否决方案损人不利己

　　直至近期，“泛民”仍然坚持拒绝在8‧31框架下讨论政改，这在方向上实是一大错误，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政改方案通过的机会渺茫，若之后再要普选特首，至少须等待五年时间，如此立法会的改革更是要延迟到2024年才能进行。社会在政治改革上可谓像气球一样泄了气。希望“泛民”能充分检讨此次争取失败的原因，不应总是埋怨别人，要明白知己知彼的道理，吸收今次失败的教训，这样香港的民主路才有机会越走越宽、越行越好。

　　作者为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