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之平：占中违法不严惩 法治何彰？

　　文|恭之平

　　据保安局最新数字显示，自去年九月“占中”爆发以至今年初连串“光复行动”示威，一共已有1115人被捕。但是，这些违法分子最终被定罪者可谓寥寥可数，他们不是被判罪名不成立，就是罪名成立但只是判社会服务令。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难道真如社会舆论所传，法治已经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凌驾了？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样的结果又如何维护香港的法治？民愤如何能平息？

　　占中分子一次次轻易脱罪

　　“占中”分子在法庭上演的戏码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有社会知名度者，如“占中三丑”、黄之锋、岑敖晖等人，通常都是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引爆”，博取社会的同情和反对派中人的声援；二是那些泛泛无名之辈，则大打哀兵悲情牌，先是求情，后是在反对派整个律师团队的帮助下，强词夺理，祈求法官的宽容，所以结果通常是法官在寻求感化报告的前提下而获得“轻判”。

　　例如，一位24岁男子被控“占中”期间袭警，法官却指不同警员的证供之中被告的出拳方式不同，怀疑有认错人的可能，所以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宣判无罪释放。去年11月“占中”期间，有网民称立法会将通过“网络廿三条”而冲击立会大楼，其间一名18岁青年涉嫌袭警被捕，他早前经审讯后被裁定袭警罪成，最后只被判处感化令一年。

　　“占中三丑”从初期鼓吹目无法纪的“公民抗命”，到后期的选择性遵守高等法院的禁制令，表面上尊重法治精神，实际上是躲在法治的大旗下，希望得到其庇护。难道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既占了便宜，又卖乖”的做法吗？

　　在去年“占中”后期，高等法院颁下“占领区”禁制令后，当时反对派议员郭荣铿一方面承认，占领人士没有遵守法庭命令撤离，是违反了法治精神；另一方面，话锋一转，竟然指责“占中”是由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起，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回应港人的诉求云云。反对派政客选择性尊重法治的两面派做法，其实是在变相鼓吹市民不守法，以至对法治精神的贱踏。

　　不仅如此，日前由前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陈景生、执业律师张惠仪等人发起成立的一个所谓“雨伞援助基金”，更是直接地替“占中运动”参与者提供法律援助。该基金也声称可以为“占中”而导致受伤，需支付医疗费用，或因参与运动而被捕，需支付法律费用等人士，提供金钱援助。

　　无独有偶，同样是刚刚卸任的前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石永泰，最近也公然宣称为一名市民无偿入禀司法覆核，以申禁制令要求政府停播政改宣传片。凡此种种，都无法不叫人去质疑，这是否以法律凌驾政治的例子？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日前在2015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致辞时表示，法官是独立的，不考虑检控的动机，中立而超然判案。无可否认，马道立说立了法治精神的大原则，绝对没有错。只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既然司法机构标榜是“独立、中立、超然”，那么，同属整个司法体系一部分的律政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任何人都不应该戴有色眼镜，而主观判断及厚此薄彼，并只因为律政司同时具有特区政府行政色彩而受到无理的批评。

　　社会呼唤良心呼唤法治

　　如果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误以为，法庭在最后的关头，必定会念及其违法行为涉及所谓“社会公义”，而只是小惩大诫、轻轻带过，甚至是网开一面，那就大错特错。一旦如此，那些受激进极端思想影响的青少年，岂不是更加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呢？应该说，法官也是人，而政治即是众人之事。在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的社会里，我们不要求法官具备“有失中立”的政治觉悟，但至少需要考虑对违法“占中”分子的判决，其实会影响社会的观感。至于判决是否符合市民大众的合理预期，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法治（rule of law）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任何让人感觉到法治精神受到严重侵害，甚至因为市民的普遍不守法而致法治精神威信扫地，都是绝对不应该的，也是绝对不应鼓励的。法庭的判决必须要有阻吓性，而不是“走过场”，或者是“捉放曹”。长期以来，反对派特别是以讼棍闻名的公民党，向市民灌输的一套片面的法治精神，甚至以所谓的法治凌驾一切权力，这是法治的绝对化，最终酿成“司法霸权”与“律师治港”的恶果。

　　为达到否决政改的目的，据报道，反对派正积极部署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包括由6月14日开始至7月8日的“二次占中”运动，而一批“港独”势力也正积极密谋暴力冲击、包围立法会。“占中”本身已经动摇香港的法治根基，对“占中”这类无法无天的搞事者，如果不依法严惩，再一次轻判了事，意味着对暴力违法姑息纵容，是对香港法治、社会稳定的再次重创。

　　法治需要彰显，民愤需要平抚，这些绝非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压力，而是公众对香港法治何去何从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