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廼强：“一国两制”的再思考

2014-12-29 05:41:24|

来源：大公网|

　　文|刘廼强

　　最近在澎湃新闻上看到台湾赵刚教授的“‘小确幸’文化象徵着台湾的自闭与撒娇”，非常欣赏。不要看文章标题有点老生常谈的感觉，赵教授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察和新颖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台湾当下政治局面很有帮助。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文章中台湾二字换上香港，整个分析基本上仍然是成立的。

　　例如赵刚分析，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公民”其实是一个隐喻，“既非传统自由主义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会论或公共领域论下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动员与排除的隐喻。‘公民’因此是反中运动的动员与排斥话语的核心构造，具有文明主义、族类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阶序观”。赵的理论语言看似艰涩，但只要我们记得香港很“热血”的那些“公民”如何否定反对者为“港猪”，就自然明白什么叫“排斥”。

　　赵刚这篇有关“小确幸”的文章，编者按语同样很有水平。编者点题指出：“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到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横空出世，自冷战终结以来，当代全球政治重新复苏进入活跃期。而在亚洲，则有中国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国香港‘占中’运动，还有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再政治化。这些运动的共同特点是：缺乏明确的政治指向与系统的政治方案，而只是以其中弥散的不满情绪，再度昭示着当代世界政治的极化——二战之后形成的强调经济发展和福利分享的‘共识政治’，已日益被新的，‘身份政治’(民族、地区、种族、性别、阶级、国家等议题动员)所形成的激进反抗形态所摧毁”。如此全球性的视野，在香港主流媒体上已经消失很久。

　　无论如何，推荐大家阅读赵刚的文章，也推荐大家关注澎湃新闻。在反对运动愈来愈激烈的今天，香港竟然没有学者能就?占领运动等重大而贴身社会事件写出如此深刻的文章，也没有媒体平台传播比较开阔的思想，我们愧对自己长期享受的开放和自由，要好好反思检讨。

　　“世界的再政治化”这个概念(这也是《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第12期的主题，可见这是当下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很有意思，对于香港而言，更有非常直接和切身的关系。

　　今天重温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一个稍有想像力和同理心的人，都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个文件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而因此其背后代表着多少的智慧和心血。在其中我国政府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我国政府这样的声明不是理所当然。我们要记得，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五年不到，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撒切尔)夫人访华，即揭开了中英有关香港前途谈判之幕。一个国家可以有两个制度，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河水不犯井水”，这背后牵涉到当时我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和关系的认识。

　　就内地来说，“文革”后很多人第一次来到香港，第一个反应都是“哭”，这有文章和传记为证：他们想像中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下的香港，原来竟然“遍地黄金”。一些人在理想动摇之下，都想不通为什么之前国家要搞革命、要折腾。我们当然也记得，《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不久的1987年，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而在大部分决策层的概念中，就是18至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在这心态之下，很容易就接受了上世纪改革开放时西方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佛利民等成了国师，公开奉行“小政府，大市场”政策，放手让一些人先富起来。

　　在这种情境下，“学香港”成为了一时风尚。当年上海第一次公开招标卖地的标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起草工作，以及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背后也有香港测量师参与。这也告诉我们，香港当时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先进性”，是“一国两制”这个命题成立的基本前提。

　　一方面，国家在香港和国外学习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后，很快就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并积极发展自主创新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制度，但香港反而食古不化，还要往回走，缅怀殖民地风光。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来到关键性的转折点，美国在彻底失去霸权之前，必然会有最后的反击。一国之内“共识政治”之所以成立，前提是冷战前后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美英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值上升期。在这些前提失去的今天，“世界再政治化”，“身份政治”抬头，香港也不能免俗。

　　形势总是在变化，认识也因此也需要不断调整和深化，不能一成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年后的今天，香港问题需要新的思维，我们需要“一国两制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