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认识香港政治新常态

  文|周八骏

  面对目前香港政局,有心的读者应会记得今年4月7日笔者发表于本栏的《香港政治向“非常规”演变》。那篇评论指出,香港政治“常规”(包括《基本法》和关于香港管治、立法和施政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则),从第四届行政长官竞选开始遭受明显破坏、呈现分裂。实现普选,是香港宪制重大变革,若能在基本法指引下完成,是现行政治“常规”平稳发展;否则,将是向“非常规”转变重要标志。但是,种种情况显示,很可能无法平稳演变,需要经历向“非常规”演变作为过渡。

  9月29日,笔者又在本栏发表《反对派将香港推入险境》,指出:“2014年9月22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史上一个具标志性的日子,从这一天下午起,反对派将其对抗中央的斗争,由以往以言文进攻为主,零星街头抗争相配合,上升至持续地展开街头抗争;而且,将以往限于‘合法’方式,恶化为将主要采取‘不合法’方式。”“即使‘占中’被迅速平息,反对派决不会甘心,必将如他们代表人物所扬言展开不断抗争。”

  违法抗争成政治新常态

  由于“占中”所围绕的政制发展争拗绝非短时间能够解决,也由于“占中”所牵涉的经济和民生问题都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以,香港政治向“非常规”转变将伴随反对派不断采取所谓“公民抗命”的非法行动,这就是“香港政治新常态”。

  总之,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反对派将不断挑战和破坏基本法,不断挑战和攻击中央宪制权威,不断挑战和阻挠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施政,不断干扰和破坏立法机关运作;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反对派将持续地采取建制内合法斗争和街头非法对抗相互配合的策略。

  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清醒地认识,反对派采取街头非法对抗不仅会是常态,而且,难免“走枪擦火”。因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进入两大对立政治阵营围绕普选问题而“摊牌”阶段,经济转型、民生改善和社会演变等相互纠缠的深层次问题进入“爆破”临界点;也因为,反对派无法对其政治力量实施有效管理。

  众所周知,“占领中环”的最初构想是,所有参与者均明白这是违法行为,愿意自首甚至在法庭上不做抗辩。然而,据媒体披露,10月4日,在“占中”三位发起人与学联的会议上,前者提议“集体自首退场”,遭学联反对,理由是,如果没有成果就退场,难以服众,参与者未必听从,反而会使运动更无组织。

  吊诡的是,学联因为担心运动更无组织而拒绝“占中”遵守统一指令,却使“占中”更失控。

  “占中”令反对派重新洗牌

  从“占中”可以看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反对派将持续呈现若干特徵:

  (1)普遍偏激。越激进,越有市场;越激进,越能占据反对派的主导地位。“占中”行动一开始其主导地位就落入学联之手,学民思潮在“占中”行动中的风头也盖过“占中”三位发起人,是有迹可循的。早在今年5月6日晚“占中”运动内部投票选择供6月22日所谓“全民投票”进一步选择的政改方案时,学联和学民思潮就同反对派激进团体人民力量等联手取得了主动。

  (2)缺乏组织和权威。最激进的小团体和政治人物即使能够占据反对派某项运动或行动的主导地位,却无法对反对派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形成有效领导;而“群龙无首”的状况,又刺激反对派中各个团体和政治人物竞相偏激进以争夺主导地位。

  不少人忽略了一个现象:9月28日凌晨“占中”启动不久,不是公认的反对派激进人士而是被不少人贴上“温和民主派”标签的民主党的现任主席刘慧卿和前任主席何俊仁等率先加入而被警方拘捕。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不要那个“温和民主派”标签而必须表现得更激烈。

  (3)互联网及相关通讯服务,既给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以动员支持者的空前便利,也给其支持者以各自行动的空前便利。

  10月5日《明报》A2刊登这样一段话:“与1980年代不同,当年搞群众运动的司徒华,曾教导后辈,搞群众运动最重要是‘控制到支咪,并确保有电’,这便能一人发声及指挥群众。但现在时代不同,‘人人有咪,人人有发电机’,最多只能靠斗大声”,描绘了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新特徵。

  (4)青年成为抗争运动主力。

  斗争形势起码持续五年

  在任何国家(地区),青年都是思想单纯,敢于坚持原则,而不愿意被领导。

  在香港,由于中年人普遍以个人和家庭利益为重,关心政治有政治立场却未必肯投入政治运动,遑论非法行为,所以,青年更是站到了社会运动前列。近些年,反对皇后码头拆迁,反对兴建广(州)深(圳)(香)港城际铁路(简称高铁)香港段,都由青年带头。在“占中”行动中,青年也领先。

  香港政治新常态将持续多久?至少5年。因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不易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尤其青年就业置业问题不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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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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