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峰：“佔中”致社会道德退步

　　文|王凯峰

　　近日笔者与大学同学们闲聊时谈及参与“佔中”，同学们的答案令我非常震惊。在笔者期待一个经深思熟虑权衡得失（log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的演绎时，笔者听到的却是“我不知应否参加佔中，功课成绩跟上固然对前途重要，但不参加又会被标籤歧视。”笔者不禁倒抽一口凉气。暂不说笔者如何教导学生独立理性客观地思考问题，笔者不禁反问现今社会为什么发展到大学生们要以朋辈压力而一窝蜂决定参与违法行为与否。笔者无言了。这现象反映了同学们如白纸一般的纯真，年少的天真，参与学运的浪漫。这是无可厚非，你我也曾是学生。青年是最容易受朋辈外界影响引诱的一群，这也是成长必然经过的阶段。他们是很容易作错决定而吸毒加入童党黑社会等一些违法行为。

　　香港与韩国、日本、星洲、台湾一样都是追崇法治（rules of law）下的社会。当权者也没法凌驾法律。从“佔领香港”开始后，笔者观察到很多香港人已不再守法。港人已受到佔领香港违法行为的影响，已不能自觉地遵守基本层次的法律如违法切线，漠视交通法则，乱抛垃圾，漠视法纪，任意伤人等。实况并不是警方不执法而是违法“佔中”已冲击了香港人对守法的底线。“公民抗命”的违法行为是为了政治诉求与现今市民的基本违法行为是层次不同背道而驰的。试问连基本守法的自觉也做不到的市民还谈什么“公民抗命”。亦正于此，“和平佔中”演变成冲击警方防线打人违法的“佔领香港”局面。此现象证明给世界和中央看香港的民主进程是要循序渐进，还未适合一步到位的民主。

　　谈毕守法违法，笔者换一个角度探讨执法的问题。看到警方的救护车和运送维生物资的车辆要得到佔领人士的“检查”才可放行，笔者感到痛心和可悲。痛心的不是警察的尊严受损而是佔领人士和学生已如暴民和反对军无异。警方的情况就如要以“人道”立场才可进入?红十字一样，执法的已失去维持治安的威信。失去法治，民主自由不提也罢。香港的法治是经过长年累月建立的，不论是香港人的自觉守法或是警方公正不柯的持法。市民抗命的违法行为已导致了香港人的基本违法和夺去了警察执法的威信。“佔领香港”带来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和市民的不便亦成就了道德上的退步。

　　作者为香港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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