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香港法官不爱国行吗？

　　自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4年6月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后，有些人认为该白皮书对香港的司法独立有负面影响，但亦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有负面影响的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前首席法官李国能，他在2014年8月15日，在香港报章发表文章，以“法官没有任何主人”为题，对白皮书作出两个批评。

　　第一，李国能用中文去批评白皮书的英文版本中其中一个字“administrate”。他认为这个字，用于英文句“those who administrate Hong Kong”之中，是“很不幸”及“不适当”的。他没有批评该句子的中文版所用之“治港”两个字，他的主要批评，似乎是英文翻译，用了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幸”及“不适当”的英文字。

　　“三权分立”是美丽的误会

　　李国能除了批评英文翻译的一个字，他并批评用“administrate”这个英文字的英文概念，因为这个字可能会引起英文读者联想到香港没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背后的意义，是李国能认为香港有“三权分立”，可惜，李国能虽然曾经任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首席法官，他对香港是否有“三权分立”及基本法某部分的解读，与中央政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的解读，是南辕北辙的。

　　举例一，在关于居留权的“吴嘉玲案件”中，李国能以为基本法授权香港法院去审核人大常委会的国家行为，后来李国能在该案件的判词，特别是关于基本法中的条文，受到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中央政府已经多次解释基本法并非有“三权分立”，而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已经一早否定“三权分立”。

　　究竟为何有人经常混乱“三权分立”这个概念？原来这个概念，经常被人误会。二百多年前，法国的孟德斯鸠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错误地认为英国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是，英国数百年来一直没有“三权分立”，因为几乎所有英国的领导人，身兼数职，同时是行政机构及立法机构的领导人。况且，在2005年之前，“三权集中”于英国一位领导人，即首席法官（Lord Chancellor），他同时是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及司法机构共三个机构的主要领导人。

　　从1842年起，港督大部分时间主持立法机构及行政机构的会议。大多数时间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及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完全没有“三权分立”。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开始有些人认为基本法分开多个段落来形容政府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功能，以及某些平衡的条文，忽然间引起了所谓基本法制定“三权分立”之错误说法。

　　“三权分立”是否举世公认良好政府制度的标准？当然不是，英国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但没有“三权分立”最著名的例子。国务院白皮书的英文版中的一个字，可能引起英文读者对香港政治制度有任何意见，可以说是基于某些读者盲目崇拜“三权分立”而已。又如果这个英文字用得是“不适当”，那么有更适当的英文字吗？李国能没有提供任何建议，现时香港市民对只有批评，没有建设的言论失望，是有原因的。

　　第二，李国能批评白皮书内对法官应该爱国的要求，他说：“何谓爱国，并无举世公认的定义。不同的人对爱国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同一个人可以被某些人视为爱国，被另一些人视为不爱国。”这里，“国”应该是指“中国”，当首位港产运动员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金牌，站上领取奖章台阶，听到为她演出的“国歌”是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Queen》时，她有权选择她想爱的，可以爱的“国”吗？

　　爱国与“司法独立”不矛盾

　　自1997年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的法官仍然来自五湖四海，除了中国籍之外，还有无数其他国籍的香港法官，对某些香港法官，“国”可能是英国、澳洲或巴基斯坦国等等，在这情况下，李国能问“何谓爱国”，是一个好好的问题。

　　不过，如果要问每一位香港法官：“你爱中国吗？”或者要求香港法官应该“爱中国”，对一些持有外国国籍的法官，的确是个难题。但是，难题并非是逃避回答问题的藉口。更重要的是，李国能还认为“爱国”的法官，与司法独立不可共同存在，因为他说：“在司法独立的原则下，法官不应该亲任何人或事，或反任何人或事，他们应该公平和不偏不倚。”既然他认为爱国没有举世公认的定义，为何他可以认为“爱国的定义”是“带有亲乜乜政府的意味”呢？ 为何他又肯定“亲乜乜政府”就没有“司法独立”呢？在美国、英国、法国的法官，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就没有“司法独立”？ 当然不是。由此来看，李国能应该重新考虑他批评白皮书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