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使命

　　2013年2月16日，我以《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为题，在《信报》撰文评论那时刚提出来的“佔领中环”计划。之所以取那样一个题目，是因为“佔中”倡导人戴耀廷是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而“佔中”尚处于筹划初期。

　　该文指出：“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戴耀廷享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但是，他企图在香港发动和组织一场以和平形式出现却准备以非和平方式终结的‘公民抗命’，则提出来一个十分严肃而严重的问题：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从‘实然’角度看，与香港存在?两大对立政治阵营相适应，香港有两类公共知识分子：一类属于或服务于爱国爱港阵营，一类属于或服务于‘泛民主派’。”“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不能只从‘实然’角度看，还必须从‘应然’角度看。”限于篇幅，那篇文章未阐述香港公共知识分子“应有”使命。

　　立场分明 色彩有异

　　2014年6月6日《明报》A36“观点”版刊登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新力量网络主席吕大乐《背靠祖国的不确定性》，提出关于香港与国家主体关系的一个颇具深度的观点：“香港需要重新认识一点，就是不要以为国家的未来，一定是锁定在一个方向、一条路轨上发展。”他指出：“曾几何时，这是埋藏于香港社会里的一项假设——国家要开放改革，必须与世界接轨。接下来，出现了全球化的概念，于是香港作为面向世界的全球城市，它对国家的功能和可以发挥的作用，就更明显不过：香港就是中国通往世界经济的桥樑、枢纽。在短期内，香港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中介。

　　而长期而言，香港那种国际化的软件，可继续帮助国家与世界衔接。”他批评：“香港社会与香港人的假设，基本上是未有预见将来有一天，国家经济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实体，并且产生一种‘以我为主’的想法，将外来的、世界的东西转化为本地的新版本。中国式的与世界接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衔接，而不是单向的视国际性的、全球化的为最重要的标准。”他认为，当前，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面对香港与国家主体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反应，普遍感受到新的不确定性，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关于国家发展路轨调整应有认识。

　　用他的话来说：“香港需要对此早作准备吗？在过去20年里偏向于以‘背靠祖国’为发展方向的香港，令其中介的角色变得平面、狭窄，缺了中国那一面，便无法运作。以前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以为制度环境不会改变，只要国内市场需求继续增长，香港便必然渔人得利。”然而，面对国家政策调整，“香港的弱点表露无遗。什么‘超级联繫人’，其实是单边依靠的交易服务员而已，只要国家政策风吹草动，什么专业均不能倖免。”

　　将吕大乐使用的话语转换成国家主体的流行话语，他所谓“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路轨”、“中国式的与世界接轨”，就是国家主体流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未必准确理解、也未必完全认同国家主体流行话语的涵义，但作为面对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看到而且说出事实。

　　从“实然”角度看，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确分属两大对立政治阵营，这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特徵所决定的。但是，就个别人而言，则呈现差异——有些人政治色彩浓，有些人则较淡；有些人政治色彩单一，有些人则斑斓；有些人始终如一地归属于某一政治阵营，有些人则巧言令色，企图游走两大阵营之间或者企图游离于两大阵营。

　　进入决战 分化加快

　　然而，站在歷史的正确一边，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应有”使命是：实事求是地探索香港在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鑑的背景下实践“一国两制”，实事求是地探索香港经济无可阻挡也不可逆转地融入国家主体的方式和方法，实事求是地探索香港在协调与国家主体关系和协调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推进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实现普选目标。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以上三方面，不仅应当在其所从事的职业或事业中做贡献，而且，应当通过相关理论的建设和思想观点的传播做贡献，后者甚至更重要。

　　随?香港政治进入决战，公共知识分子分化势必加快。在6月反对派发动的所谓“全民投票”和当前爱国爱港阵营发起的“反‘佔中’签名运动”中，不就分别活跃?政治取向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为反对派张目或者同情反对派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信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如果他们能够实事求是看待香港与国家，真正理解“一国两制”，就有可能摆脱认识误区。

　　在长期，香港与国家主体关系深刻转变也势必推动香港公共知识分子加快分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国两制”伟大探索需要更多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直面时代巨变的挑战和考验，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