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香港民主发展模式的影响
1、民主进程的不稳定性。香港民主发展的大致历程有明显的松紧、缓急的阶段性，具体到每个阶段、每个时期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特点。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开始在香港放开限制，香港民主进程便出现了“滞后”与“超速”相伴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起英国撤退式的“忽然民主”，使香港的民主走上了超速发展的道路。但中央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面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厘清，这必然会影响香港“城邦式”的民主热情和英国撤退中空许给香港的“民主愿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面临的是民主发展“大撒把”到“换档”的过程，这种调整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是防止民主狂热和民粹而设的理性调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在超速发展中的“换档”必然会引起剧烈的震荡和不稳定。笔者认为，当前香港民主思潮所体现出的对立特点，泛民主派激烈的不合作态度，就是这种震荡的结果。
2、“撤退的民主”有其局限性。英国民主改革是按照有利于自己将来在香港事务中发挥影响设定的，并且回归后英国也确实在积极发挥影响。如中央此前已经表态香港可以实行普选，2013年英国仍旧插手香港的普选事务，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的反对派，严重干涉中国主权和港人自治。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政策是成熟的，实行“撤退的民主”是仓促的，致使华人政治参与不足，政治精英锻炼不充分，华人公务员队伍的从政经验、管理水平和规划能力与其迅速提升的政治地位严重不协调。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应对SARS疫情、欧债危机、国民教育、占领中环等问题中，特区政府的处理方式优柔无力，令人失望，民意支持也一度下跌。
3、英国主导的香港民主进程伴随着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戒心，并形成对抗传统。英国占领早期，由于旧中国腐败落后，革命风起云涌，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反而成为旧中国一扇接触近代文明的窗口，成为革命的宣传、组织、募资地。但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壮大，英国担心国内革命会影响到其在华、在港的利益，特别是看到香港的普通民众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迸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遂加紧了对香港的控制和对中国革命的干预。
新中国成立后，在明晰中共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后，英国也于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对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严格限制。英国在“两航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等事件中给新中国制造事端，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了克制。1967年受内地文革影响，香港左派爆发“反英抗暴”运动，殖民当局采取了铁腕政策，镇压了这场运动。英国还通过《驱逐不良分子条例》等加强内部控制，解散香港爱国社团，驱逐进步工会领袖、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迫害亲共的新闻工作者，打压共产党或亲共的报纸，基本上肃清了亲共人士在香港的影响。利用内地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在香港媒体、社会中鼓动反对内地的思想，引导香港与共产党领导的内地形成对立。并且这种隔阂、对立逐渐在媒体舆论和社会认同中形成传统，抹黑中国政府，批评内地的社会问题成为香港的“政治正确”。
4、畸形的民主发展模式塑造不健全的民主心态。英国对香港民主进程的主导，特别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关键过渡时期英国的主导，使得香港的民主经历了停滞到超速的畸形的、爆炸式的发展。这种畸形的民主历程和香港的历史一道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心态、民主精神。
难民心态。主要表现在，香港从晚清到民国、到解放战争、到文革，一直是一个逃离内地动乱的“避难所”，大量对内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不满的人士汇聚在香港，使得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存在一种“难民心态”。主要表现在，认为香港是文明绿洲、民主高地，要坚守防变。
排外心态。香港本是一个移民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内地的往来十分方便，几乎没有限制。但随着英国在上世纪50年代加强香港入境限制，以及中国政府对自由迁徙的诸多管制，最终导致香港逐渐开始与内地社会割裂。加之港英殖民当局有意的排斥亲共人士，制造共产主义恐慌，使得香港的“排外心态”(主要是排斥内地的心态)越积越重。
错位心态。港英政府长期打压共产党在香港的影响，在文革运动及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后，更是有意引导“民主拒共”，唱衰中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逐渐树立起媒体、社会舆论以批评中国政府为代表的“政治正确”。回归后，这种“政治正确”就造成了极大的“错位心态”，即回归前受到殖民政府鼓励批判的对象，现在成了香港的中央政府，媒体、民众原有的“政治正确”受到了挑战，言论自由他律或自律地受到了影响。但不妨退一步想，今天的港媒如果对英国参与阿富汗战争、英国政坛丑闻、社会百态大家批判的话，政府恐怕不会限制，媒体、个人也不需要自律。放到回归前，这显然是“政治不正确”。一言以蔽之，引导港媒、港人可以不加节制地批评中(他)国政府而非殖民当局的偏颇政策，是造成这种亲疏、是非“错位心态”的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