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何取思辨色彩浓的标题，容我从最近一篇时评说起。
5月23日，《明报》刊登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冯可强的时评《中央对港政策的两手准备——由佔中与公民提名合为一体说起》（简称冯文），提出香港政局演变将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一是政制原地踏步。从思想逻辑来看，没有错，就是这样两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证之以香港政治现实，冯文的思想逻辑便显然偏离事实逻辑。
冯文立论的事实前提是“佔中”与“公民提名”合为一体。该文开头就指出：“香港政局波谲云诡。‘佔中’与‘寸步不让’的‘公民提名’合为一体，完全挤掉所有温和方案，成为不让市民有其他选择的另一类‘筛选’。激进泛民派更扬言，如果没有公民提名，就一定‘佔中’，甚至佔领立法会大楼和政府总部。他们可能受到‘颜色革命’和台湾‘太阳花学运’等的鼓舞，并以为可以重演2012年反国民教育一役的成功，相信可以用‘佔中’等方式，迫使中央让步接受公民提名方案。”
应调整对政改前景判断
换言之，冯文是明白5月6日“佔中商讨日三”是反对派进一步为激进路线捆绑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前，一些人期望“佔中”是“和平与爱”的体现；从此，那样的幻想破灭。一些人转向期望反对派分裂，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公民党的若干重要成员对“商讨日三”被激进派骑劫的公开批评，似乎让那样的期望有可能变成事实。然而，香港政局确实波谲云诡，5月22日，陈方安生公开改变态度，呼吁香港居民参与以“佔中商讨日三”所选3个激进方案为对象的6月22日电子投票。关于反对派分裂的期望再次变成失望。
5月23日发表的冯文未必来得及反映5月22日陈方安生的态度转变，但是，作为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冯可强是应当瞭解香港政治动向的。
既然香港政治矛盾愈益恶化，关于政改前景的判断就应当相应调整，依然两种可能性，但是，上述第二种可能性的机率明显超过了第一种。
提供切实可行政改建议
不知为何，冯文却颇有信心地称：“中央应是有诚意落实普选的，……”“在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的情况下，香港形势有较大可能变好”。
从当前香港政治实际出发，惟有中央向反对派让步、接受行政长官可以是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普选方案，否则，2017年无法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已可断言。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已经申明，中央处理香港普选问题的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据《基本法》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行政长官普选制度要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要符合香港《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冯文将2017年能否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归因于中央有无诚意，同中央原则立场这一重要事实是相悖的。以中央原则立场为事实前提，就不可能按冯文的思想逻辑得出所谓“在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的情况下，香港形势有较大可能变好”的判断。因为，假如出现那样一种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可能落入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之手。
尽管冯文关于第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估计是很可能落空的，但是，关于第二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看法不无道理。限于本文篇幅，不引述冯文关于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分析。希望冯可强和香港政策研究所能够为支持中央应对香港政治决战可能出现的变局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思想逻辑要由实践检验
冯文结语称：“无论是上述两个情况哪一个会出现，中央未来监督特首和问责官员施政，参与治理香港，维持香港稳定的角色将会加强，只不过程度、大小、和步伐有所不同。”这段话的表述我不完全贊同，但是它反映“一国两制”不以任何政治力量意志为转移，朝著以“一国”为“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方向和目标与时俱进。对此，应予肯定。然而，冯文接著预言，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两制’的空间、灵活性、和比重就可以大一些，或者起码不会愈来愈缩小。”这又是一厢情愿的臆断，是作者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主观愿望投射到了香港政治严酷的现实之上。一方面，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或正建立自己的思想逻辑；另一方面，任何人的思想逻辑无论已然建立抑或尚在建立都必须接受事实逻辑的检验。
我认识冯可强，但是，不熟稔。此文旨在讨论关于香港政治的重要问题，是朋友间商榷。顺便指出，《明报》重视关于香港政治的时评包括具学术性的相关讨论，愿意拿出颇大版面刊登某些文章。对此，香港其他重要平面媒体是应当效仿的。“一国两制”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鑑，需要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反对派的论述是贫乏的，爱国爱港阵营必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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