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离不开现实。政治制度之讨论亦不能只聚焦理念而忽略可能衍生的问题。近年来，有人提倡以协商（或商讨）民主之方式辩论香港未来的政治制度。本文尝试提出一些问题，让读者多加思考。
当代政治学大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及哲学系卓越教授Jon Elster，近数十年写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探究协商民主在现实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深层次的疑问：第一，我们有什么机制可以确保协商后促成的协议是经过内部辩论而非从外部塑造而成？第二，商讨及商讨后的投票可以私下进行，亦可以公开投票。不同的情况会有什么独特经验和规范？第三，民主和协商是否彼此独立？民主的概念是否已经隐含了商讨？第四，能够参与协商过程的人士机会是否平等，当中与收入的分配又存在什么关系？第五，现实生活中各人经济收入、教育机会以及资讯的不平等会否对协商民主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协商主要在社会精英团体内酝酿，现实中社会精英比其他公众有更多资讯，这会否威胁到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五月初，香港有政治组织在全港宗教场地及大学内举办政改商讨日（三），并在商讨后投票选出三个方案。现在以Jon Elster教授的这些问题思考香港现今的政治互动。
第一，参与商讨日（三）中可供选举投票的十五个方案，是经过参与商讨日（一）（二）的人士内部商讨的成果吗？抑或，待决议的方案是由外部引入？诚然，笔者不清楚十五个方案如何产生的具体过程。不过，单从媒介报导，没有一个方案的倡议团体或人士向公众声称方案是由过往参与商讨日（一）（二）的人士共同商讨之成果。笔者相信陈文敏教授、郑宇硕教授、戴大为教授、杨艾文教授、何泺生教授、汤家骅先生等皆是诚挚认真之人，如果他们构思的方案是商讨日（一）（二）的成果，他们定必在方案註明“陈文敏教授及商讨日参与者讨论成果”的字眼。若然所有方案皆是由外部引入，那么早前个别公民参与商讨日（一）（二）的成果及意义是什么？
投票是否反映参与者意愿
第二，根据主办单位的网页，商讨日（三）的投票透过电子或纸张投票方式进行。选民资格由主办单位决定及核实。网页显示，电子选票有2508票，纸张选票则有5票，结果没有一张废票或白票。要知道，投票设计一定要中立，否则结果容易受人质疑，亦失去了“投票”的意义。同时，这考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真诚讨论之因素。从社会层面看，不同人士及群体各自有利益关系。投票者可以刻意在商讨中隐瞒、煽动或者扭曲部分资讯，从而让结果对自己一方有利。从个人层面看，有些人可能本性不喜爱与其他人冲突，在商讨时或许会称赞某方案，但真正投票时也可以是另一回事。故此，投票程序必须保证参与者能够放心投下真正“喜爱”的一票。严格来看，我们亦要考虑投票过后会否再与其他有关人士有任何关系，这或会影响投票决定。重要的是，由于投票人数较少，结果容易推测。在这样的设计下，理性的人士会怀疑“投票”是否真正符合内心意愿，或者“投票”以外另有打算，以图在投票过程外的现实社会内获得其他益处，或许单纯害怕结怨等。
第三，民主的概念是否已经隐含了商讨过程？在自由社会下，人们是否已经可以从传媒或其他方式表达政改构思？政府官员探访民众时，大众有没有机会反映意见？如是，我们是否需要另设一个并不是由政府制定、按照法例规管的全港谘询平台，让个别人士比其他公民获得额外的权力及方式表达“民意”？这样符合“民主”理念中每名公民平等权利参与、自由表达意见的原则吗？
协商过程参与者是否平等
第四，参与协商过程的人士机会是否平等？每名公民是否都可以参与协商过程？香港是一个世界商业城市，从媒介报导，笔者看不到香港商界人士、商会、著名港资、中资或外资机构代表参与商讨日（三）。香港亦有不少非华裔居民，商讨日讨论及网页只有中文，笔者难以相信非华文人士能够参与讨论、自由表达意见。香港也有不少爱国归侨，未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参与商讨（一）（二）（三）之讨论。同时，二千多名参与投票者的收入分配如何？基层工人与富商的比例如何？
第五，如何在商讨中平衡现实生活中各人经济收入、教育机会以及资讯不平等是一个重要议题。诚然，笔者对此问题也没有头绪。理想地看，商讨理念上人们平等地依次发表和聆听意见，然而，现实生活中各人的家庭背景、学习程度、工作专业都不同。说到底，这关于精英治理及大众参与两者之关系。
依笔者之理解，协商民主重视各个公民平等参与公共政策之讨论。当中假设各人毫无私利，并以公共利益为主、专业知识为辅，共同讨论及制定政策，深思熟虑地投票或其他方式作出对社会各界人士都有利的政治判断。理论上，这是协商政治对人们许下的臻美承诺。然而，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不少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正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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