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发起人戴耀廷昨日在“苹果”写了篇文章名为《由“全民政改商讨日”到“全民投票日”为泛民作一次盘点》，戴耀廷的用意很明显，一是要向反对派支持者解释为什么今日举行的“商讨日”有此安排，二是要继续混淆香港政改原则误导香港公众。文章列出五个问题，与其说是在解疑，不如说是在自我催眠自欺欺人，当中荒谬之处比比皆是。
戴文列出的五个问题包括：一、这十五个方案是如何得出来？二、参与“全民政改商讨日”只有二千人如何能代表港人选择方案？三、为何在“商讨日”只选出三个方案？四、为什么“商讨日”参与者不是“全票制”投票？五、全民投票的结果能否代表港人？戴耀廷意图将外界对其的质疑以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化解。然而，对于大多数严肃认真的研究者来说，戴耀廷故意避重就轻，笔者有四个问题需要他进一步解答。
缺乏对基本法的基本尊重
第一，政改应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戴耀廷整篇文章不断强调“国际标准”，并以十多名外国政治学者闭门订下的所谓“选举机制及方法与国际标准的相容性的指导原则”来作为香港政制发展的唯一原则，通篇文章绝口不谈基本法，更遑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问题在于，香港的政改难道是由这十几名外国学者来决定的吗？如果不尊重香港现行的宪制要求，排除基本法的宪制规定以及中央政府的主导角色，而仅以十多名外国学者的意见作为依归，无论从宪制、法律、现实、民意四方面来说，都是极其错误的。“佔中”“商讨日”讨论来讨论去，所列出的十五个方案，都与这些原则相违背，戴耀廷是否应当向反对派支持者说清楚这些事实？
第二，谁是政改的主角？说到底，香港政改议题涉及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再细化一层去看，是特区政府展开政改“五步曲”的过程，这个过程香港民意起了相当大的决定性作用。七百万市民通过讨论去明确政改标准与应遵循的原则，最终去达到共识。刚结束的政改谘询其目的正在于此。但按戴耀廷的想法，政改的主角不是全港市民、不是立法会，更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反对派极小部分人──这部分人少到只有二千人。试问，二千名反对派支持者有多少代表性？政改谘询收到的三万六千份意见书难道不足以反映市民意见？显然，戴耀廷是在转移视线、偷换概念，将反对派内部的讨论，当作是香港的主流民意，纵然戴耀廷否认，但这种歪曲的结果不正正是他想到的？
第三，到底谁在进行政治筛选？戴耀廷等人一方面在攻击特区政府“筛选”，另一方面自己在进行赤裸裸的政治筛选。五个月的政改谘询收到三万六千份意见书，见诸于报端的也多达数十个，但他故意筛走绝大多数尊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留下的十多个方案要么是高叫“公民提名”的方案，要么是极端得令人失笑的方案，如果这不叫筛选，试问什么才是筛选？叫人更感到反感的是，这种筛选方法最终得出的必然是反对派所要的违法违宪方案，戴耀廷还要假惺惺地称，“商讨日”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最终“电子公投”可以“保证决定的结果是合理的选择”，真是何其虚伪。
混淆视听利用反对派选民
第四，“商讨日”能代表七百万市民？纵然戴耀廷在文章中否认“商讨日”结果可以代表香港民意，但他整篇文章的政治观点却是在不断强调“商讨日”的代表性，事实上，如果“商讨日”不具有代表性那又有何种说服力？戴耀廷说“商讨日”是“民意授权的过程”，问题也在于此，这是多少民意的授权？如果他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学民思潮”所收集到的中学生意见是否也是“民意授权”？这又与他的“民意授权”有何差别？难道只是二千人和二百人的差别？
不论戴耀廷承认与否，“商讨日”不过是为了“佔中”披上一层貌似合法的虚假外衣。香港政制发展必须遵循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十几个外国学者闭门造车出来的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具有任何严肃政治意义。继续这种自我麻痺、自欺欺人的做法，令人质疑，“商讨日”之后的“佔中”会将香港带入怎样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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