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对待立法会代表团上海行呈现“四分五裂”，显示出他们对中央的战略部署缺乏认识，无力应对。从他们决定是否接受中央邀请到参团后种种表现，皆以选票为首要考虑。如果一个政治团体丧失或迷失基本定位、任由其主要成员各行其是，其生命接近末日。
反对派对待立法会代表团上海行呈现“四分五裂”，反映香港政治两大对立阵营之一对于“一国两制”正发生深刻演变感觉惘然、无力应对。
9年来，中央三次邀请香港立法会组团访问内地。2005年9月第一次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我理解，中央固然欲推动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政改，但主要是为了强化行政主导，体现在时任行政长官任立法会代表团团长。
2010年5月中央第二次邀请立法会代表团访问上海，政治色彩很淡，主要参观尚未正式展览的世博会若干重要场馆。关于2012年两个产生办法的政改当时“山穷水尽”，一个月后“柳暗花明”与访问无关。
进退失据 无力应对
2014年4月11日至13日第三次访问别开生面。第一，就特区政制发展而言，是中央行使领导权责的里程碑。2010年政改最后关头“峰迴路转”，固然是中央直接领导的结果，具体是由中央驻港代表机关中联办执行，而且，工作对象是反对派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一回，特区政府负责政改谘询第一阶段即“五步曲”准备阶段尚在进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主持香港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政改座谈，行政长官特地避席，彰现中央对特区政制发展拥有至高宪制权责。
第二，就“一国两制”而言，是体现“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里程碑。回归以来，香港问题长时间被限制在香港本地议论。即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长时间信奉一条“戒律”：到北京隻谈国家大事，香港事隻在香港谈。然而，“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经济讲“一国”必定推动政治也承认“一国”是前提和基础。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选择上海而不是紧邻香港的深圳，同立法会各党派议员共议香港事务，同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代表讨论香港政改，开先河的标誌性意义不可低估。
反对派对中央的战略部署缺乏认识，无力应对。从他们决定是否接受中央邀请到参团后种种表现，仍以选票为首要考虑。
同属激进反对派的政治团体，表现不完全一样。人民力量和香港新民主同盟拒绝邀请。社民连梁国雄有预谋地“抵门不入”。工党的两位立法会议员是刚进门即折返。三个激进反对派政治团体既保持极端“拒中抗共”的共同政治立场，又以相区别的做法向各自目标选民展示有所分别的形象。
反对派两大主要政治团体——民主党、公民党，则是进退失据。始终被某些建制中人士视为本次政改争取对象的民主党，陷入2010年“温和民主派”导緻的选举失利噩梦而不能自拔。其领导人几经斟酌，派出两名代表参加本次立法会访问团，按比例居反对派政治团体之末。然而，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本人不参加代表团，在闻知有反对派议员欲跟随梁国雄提前返港时，却在香港公开放话，敦促他们留下。既有沟通之意又展现对抗姿态，民主党领导核心自相矛盾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
公民党更是形同“精神分裂症患者”。汤家骅俨然“反叛”，且不论。梁家杰爽约拒绝赴沪，显示公民党仍然保持2010年政改时“激进反对派”本色。而另外两位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在上海另搞一套，也折射公民党在沟通与对抗之间自我折磨。
站在选民角度，激进反对派政治团体虽小却定位清晰，容易选择；难以捉摸的是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趋态激进的、趋态温和的以及趋态中间的选民都不知如何是好。一个政治团体丧失或迷失基本定位、任由其主要成员各行其是，其生命接近末日。
各行其是 步向末日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4月13日座谈会指出：“沪港两地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也不一样，但都在国家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沪港双城既各展所长，又你追我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龙头作用。”中央再度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访问上海，我理解，是希望香港政治团体对沪港合作起积极作用。然而，除汤家骅外，其他反对派议员均拒绝出席东道主竭诚安排的参观活动，有些留在酒店讨论如何应付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政改，有些到港人开的茶餐厅向在沪港人派发宣传公民提名的单张。他们自以为是全情为港人争取“真普选”，却全然不明白香港所需要的不是对上海发展採取“鸵鸟”态度的政治人物。
4月16日《信报》A18刊登吕大乐《泛民主派步向夕阳》，向反对派敲响警钟。同一天，卢子健在《明报》A25发表《香港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指出反对派“确实是多谈两制，少谈一国”，正告“泛民要突破‘阴乾’的困局，首先是要突破思想的局限。”他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经济优势和角色逐渐淡化、政治上处于弱势的今天，香港对中国可以作的最大贡献是在社会方面。在一定意义上，香港整体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香港公民社会的壮大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啻承认“一国”是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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