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公投”与四年前所谓的“五区公投”相比，当时有四五十万人凑热闹及两年前所谓的“民间模拟特首公投”有22万人投票，此次只有6万余人参与，人数已大大缩水。这说明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越来越不屑于参加这种旁门左道的游戏。
“占领中环”委托港大和理大就所谓普选原则举行“全民投票”，当日共有62169人投票。据说有88%赞成提升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91%赞成提名不应设筛选机制，94%赞成提名程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学术机构为何要掺和政客的玩意，败坏学术机构的专业形象，如果这是学术机构的话。
市民不屑于参与“投票”
四年前，香港有所谓“五区公投”，因与补选捆绑在一起，有四五十万人凑热闹。两年前香港也有所谓“民间模拟特首公投”，有22万人投票。前后相差好几倍。现在只有6万余人，又差了好几倍。这说明无聊的节目，不是没有人看，但越上演，看的人就会越少。从2010年“五区公投”上演以来就如此，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屑于参加这种旁门左道的游戏。“占中”发起人拿起鸡毛当令箭，能够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主持人的愚昧。
这次参加所谓“投票”虽然很少，但支持票却不少，低则88%，高则94%，却是为何？这与参与游戏者的心态有关，也与问题提法本身有关。游戏者的心态不言而喻，姑且不表，但就问题而言，“占中”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误导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欺骗性的。但有学术机构和学术界人士参与，这实在是香港学术的沦亡，是学术界的不幸。如有不信，愿为诸君分析一二。
有误导性违科学精神
对第一个问题，大部分投票者并不知道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如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组建，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有各行业、各界别、各方面的代表，超越了350万已经登记的选民。笔者相信投票者中并不知道提名委员会中已经包含了全部立法会议员，也已经有区议员的代表，不但如此，还有各行各业和宗教界的代表，这是在发达民主国家都没有的举措。设问者并没有让投票者了解上述情况，而只问是否赞成提升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这个问题问得高雅一点，就像问是否希望政府提高管治能力？是否希望子女快高长大？粗俗一点，就像问，老爸是不是男人？阿妈是不是女人一样？不是不可以问，但问起来就有点二百五。
第二个问题问得是提名应不应设筛选机制，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太“常理”的话，第二个问题就问得太“不常理”了。好像问，筲箕要不要筛选稗子，渔网要不要漏出小鱼，大学要不要以分数取录学生，答案都是肯定的。为什么赞成不应有筛选机制的比率多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有暗示性，结合几个月来反对派在媒体上的造势，可以知道其暗示就是要筛选反对派的参选人，保留建制派的参选人。有了这个背景资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投票的人那么少，赞成者却那么多的现象。这种“用心”是违反科学研究精神的。如果真的是搞科学的民调，应当问，在参选人很多的情况，是不是全部参选人都可以成为候选人？如果不能，提名委员会是否应设筛选机制？
作为提名程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的第三个问题，则有明显的、关键性的遗漏，有误导的动机。所谓关键性的遗漏，就是把不能分割的资讯分隔起来，只说出对自己有利的资料，遗漏了对自己不利的资料。比如有人在金融机构求职，说有在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工作的经历，不知道内情的人还附和、埋怨为何不聘用他，他也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同情，但他隐瞒了人家要请的是投资顾问，而他的工作经历只是扫地而已。对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香港基本法已明确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根据公法学的原理，行政长官的提名是公法性的行为，公法性的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才有效，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否则就是违反“法治”。但大部分市民都没有受过法律的教育，也不清楚公法学的原理，就给有些人可乘之机。
有关键性遗漏不尽不实
“占中”分子的蛊惑，使笔者想起古代西方政客的蛊惑。在此可以提到西元前431年到404年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个插曲──西西里远征。古希腊很重要的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记载雅典的政治煽动家阿尔基比阿德斯为了通过远征达到私人目的，利用雅典公民大会不了解西西里的真实情况，又动员一些人为自己助威，使公民大会作了赞成远征的错误决策。当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雅典，人们才痛恨鼓动他们赞成远征的演说家，但为时已晚，赞成的与会者也难辞其咎。雅典式民主固有其历史功绩，但在雅典民主史上，由于政客的鼓动，公民大会做出错误决定，也有不少，著名的苏格拉底冤案又是另一个例子。尽管雅典民主制有好的地方，是人类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也有不足之处，应当引以为鉴。但愿香港的所谓“公投”，不要重蹈雅典民主制的缺陷的覆辙。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