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昨天在一个公开场合回应免费电视发牌事件，指特首会同行会作出的决策与广大市民的普遍期望有“过大落差”，希望特首梁振英就整个过程作出“深切检讨”。
林焕光为前资深高官，复出掌“平机会”，梁振英上任后邀请他加入行会并委为召集人，各方对其能够充分发挥行会职能、稳守行政主导，都颇有寄望；然而，就在行会保密制和行政主导体制在发牌事件中受到冲击和挑战之际，他昨天却“反其道而行之”，突然公开作出质疑、否定发牌决定的言论，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以至吃惊的。
根据基本法有关规定和一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体制，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除了司法复核外不容质疑和推翻，否则，政府管治将无法运作，社会也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拗和混乱之中。对此，作为资深前高官、作为现任行会召集人，林焕光应该比谁都更清楚其利弊，也比谁都更有责任来维护这一体制不受冲击，但眼前事实却是，在关键时刻对行政主导和行会保密制“落井下石”的，恰恰就是林焕光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而更重要的是，林焕光昨天强调，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就发牌事件作出的决定，与广大市民的普遍期望有“过大落差”，这里面，最少有两点是并无根据以及难以自圆其说的。
首先，政府施政，包括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作出重大决定，首先需要依据的到底是基本法、是特区法律、是港人社会的整体利益，还是一部分人的民意？
就以发牌事件而言，政府已再三申明，只发两个新牌是基于顾问报告的分析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目的是维护市场健康发展，避免出现中途倒闭和人员失业的局面，而综合三个申请者的经验和财力，“奇妙电视台”和“香港电视娱乐台”优于王维基的“香港电视”乃是客观的事实。如此无论是从施政以至程序公义而言，发两个牌都是负责任、合法和合适的决定，也完全符合市民的整体利益，包括将免费电视台的数量由两个倍增至四个，市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节目质素也有望逐步提高。如果在发牌事件上要说民意，这就是最大的民意。
至于说，有部分市民及业界人士认为应该发牌给王维基，这当然也是一种民意，但政府决策不可能只看民意、更不可能只看一部分民意，否则，政府的施政就会失去方向、无所适从，结果就是令更多的市民不满意。
其次，即使只以民意作为决策的唯一依归，社会上的声音也不是“一面倒”的，支持王维基的固大有人在，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维护行政主导和行会保密制的民意难道不是更为强烈和明确？何以林焕光会只听到前一种声音而听不到后者？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林焕光作为行会召集人，他对发牌事件有责任、也有权利在行会内部讨论时提出意见，根据基本法规定，特首在作出重大施政决策前必须征询行会意见，如果行会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不为特首所采纳，必须记录在案。也就是说，特首有权“拍板”作最后决定，但不能完全无视行会意见，“只手遮天”。那么，人们要问的是，林焕光对发牌事件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不在行会会议上提出，而要选择冲击行政主导、冲击保密制的方式发表，令到特首和政府的施政增添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