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关爱基金和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均有多项的一次性措施,包括免缴公屋租金、派发6000元现钱、电费补贴、上网资助等。这些措施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对受助人的“期望管理”问题,二是变相推高通胀。香港商报 李荣斯
过去政府在制订财政预算时,未能有效做好期望管理,“派糖”措施令到大部分市民认为社会补助是理所当然的。而市民对“派糖”政策的慾望是无限的,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一次性的纾困措施较过往几年有所减少,就已经使政府因此备受舆论压力。一旦“贫穷线”公布,就等于宣布新的扶贫标准,亦将有不少受助人被划出“线外”,会打破过去几年形成的“期望”,故在新制下,一些刚好超出“贫穷线”的家庭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援助而人为地令自己掉进“线内”的保障范围。政府制订补助政策时,务必考虑实际运作的情况。
政府应该订立更多中长期措施,包括向商界争取暑期实习职位,这些职位对增加清贫学生的竞争力能起一个关键的作用。
此外,扶贫社会政策不是一个独立的政策议题,而是与其他社福政策息息相关,一环扣一环,政府切忌单独“斩件”上马。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在于住屋问题,香港除“贫穷线”内的家庭面对住屋困难外,其他市民同样对房屋政策有所期望,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如果完全忽略“贫穷线”外的家庭,必将面临社会的反弹。较早前的长远房屋政策蓝图与扶贫政策密不可分,政府应跨部门处理各项潜在的问题,定下一个具前瞻性的扶贫政策。
总括而言,扶贫政策的关键在于制订长远的政策来增加贫穷人士的竞争力,一次性的补助措施不单凸显政府的短视,更影响政府资源的合理分配。扶贫的关键在于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