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以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争夺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英方在“九七”前製造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是如此，英美在“九七”后企图在香港政治生态依旧有利于“拒中抗共”势力的背景下加快实现照搬西方模式的普选制度亦如此。当前，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如何走向普选的斗争是这一场持续了约30年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
尽管张志刚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公认是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主要智囊之一，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但是，他最近关于普选行政长官以及相关问题的意见涉及重大原则，有必要予以商榷。
需要说明，虽然张志刚总是申明他的意见仅代表个人，但是，他所发表的文章总是标明他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而且，不时流露位居香港中枢、指点江山的气概。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他所言与香港的庙堂不相干。
应区别两种矛盾性质
8月13日，张志刚在《明报》A32“观点”版发表《开拓香港政治新面貌》，文章称：“本人在过去的评论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出，香港政治的两大矛盾，一是爱国与反共，另一个是有钱与无钱，也就是贫富悬殊。”
这段话有一个严重不足和一个明显错误。
明显错误是：将贫富悬殊归入政治矛盾。正确地说，这是社会矛盾。尤其在香港，不是所有被归入“富人”的都热中于政治，也不是所有被归入“穷人”的都对政治感兴趣，这是香港政治政党化尚属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目前香港主要政治团体，都深深地捲入了关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公共政策争论或斗争。但是，两大对立政治阵营在民生议题上出现分界模糊的现象，社会矛盾之所以被打上政治的印记却不能反映或形成政治分野，就因为贫富悬殊属于社会矛盾而与政治矛盾相区别。
爱国爱港阵营与“拒中抗共”势力的斗争是香港政治矛盾，这样的矛盾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但是，上升为香港政治主要矛盾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准确地说，是从伦敦在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两个多月宣布在香港推行旨在“还政于民”的代议政制开始，人为製造香港的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和对立。因此，笼统地称香港政治矛盾是爱国与反共，不仅欠准确，而且，欠正确。
“爱国”与“爱港”不可分离
我一直称：自1984年以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争夺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英方在“九七”前製造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是如此，英美在“九七”后企图在香港政治生态依旧有利于“拒中抗共”势力的背景下加快实现照搬西方模式的普选制度亦如此。当前，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如何走向普选的斗争是这一场持续了约30年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
还值得注意的是，张志刚不仅脱离香港政治特定背景轻描淡写地谈爱国与反共的矛盾，而且，他故意将“爱国”与“爱港”分离，只讲“爱国”不讲“爱港”。在香港，只有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一贯分离“爱国”与“爱港”。而今，张志刚这样一位被一些权势者吹捧为“爱国爱港”研究队伍代表人物和舆论工作领军人物竟然也弹这样的调门，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于是，张志刚在上文中称：“所谓爱国与反共，其实都只是一个标籤的符号，”“这种文字上的争议，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爱国与反共的区分，在回归以来，一直是矛盾的主轴，这种矛盾并不正常，或起码不理想。”最后，张志刚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如果爱国与反共这一条不有效疏解，就算中央在委任权上可以牢牢握?，潜在的宪政危机，还是挥之不去。而政治内部力量在一分为二之下再不断碎片化，也令特区政府的管治百上加斤。所以对2017年落实普选的讨论，在计较各派利益和门槛高低等技术问题之外，如何开拓新的政治面貌，把建制派的政治范围拓阔，或者起码弱化爱国和反共的对立，才是根本之策！”
从上引文字可见：张志刚终于承认在香港政治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如果实施他所竭力鼓吹的让“泛民主派”参与普选行政长官而由中央行使委任权“守尾门”的方案，潜在宪政危机会挥之不去；但是，他不愿意放弃其竭力鼓吹的方案，因此，他提议“有效疏解”爱国与反共的矛盾──把建制派的政治范围拓阔，或者起码弱化爱国和反共的对立。
“弱化对立”是一厢情愿
这正是典型的一厢情愿。请问：特区政府能够赠送“拒中抗共”势力以“爱国”的标籤而改变其政治属性吗？“拒中抗共”势力会接送“建制派”封号而变得同“爱国爱港阵营”没有区别吗？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愈益恶化、争夺香港管治权斗争进入决战阶段的严酷政治现实，会因为张志刚希望“弱化爱国与反共的对立”而被弱化吗？
就在张志刚发表《开拓香港政治新面貌》前两天，8月11日，梁振英在同天水围居民座谈时向反对派展示了强硬姿态，又是公开要求教育局就小学教员林慧思辱骂警员一事提交报告，又是要求向廉政公署投诉张震远、林奋强者道歉，何来一星半点“弱化爱国与反共的对立”的气息?
张志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出于政治天真抑或别有隐情，需时间和事实来分辨。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不能正确认识香港政治矛盾，不可能开拓香港政治新面貌。
作者周八骏 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