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谈到新兴经济即使发展快速民生水平迅速改善，仍会发生社会动荡事件，正如巴西及土耳其等国的最近情况所显示（本栏7月4日）。这不表示发展不再是硬道理，而是在发展中旧的新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必须由不断发展去解决。发展是硬道理应包含动态观点：事物不断发展，发展更是如此。
对于发展快速下产生的社会问题，自须认真研究以寻求有效应对之道。就此问题有多种说法，其一是发展过快论，指由经济转变带来的压力过大，社会及政治体系未能及时适应，在高增长、城市化及数码化的推动下，民怨很易凝聚并引爆。相反西方的工业革命有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给予社会适应，从而可孕育出同时容纳资本家及工人阶级的体制。这种问题也非当前的民主政制可缓解者，上街者亦未必是反对党派人士，故可说是一种建制外的政治活动，针对的是制度内的腐败、低效及不公平。按此论点社会动荡将成为快速发展新兴经济的常态，因而将陆续有来，故对此要有足够应变准备。
其二是发展受阻论。土、巴两国都曾经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其GDP、人均GDP及人均收入均曾迅速增长，民生大幅改善，但到最近却都遇上阻力令增长滑坡，并引发其他经济问题，如通胀上升、资产爆泡等。这除了是因为国际不景气外，还来自一些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以巴西为例，十年间减少了贫穷人口约4000万，GDP增长在2010年上升至7.5%，但之后下滑至去年不足1%，其间出现了资金大进大出及货币大升大贬等波动，导致市场及经济不稳，还突显了福利开支过高，和过分依赖原产品出口等结构性问题。
土耳其的经历与巴西相似，在2001年金融经济危机后的十年间，GDP增长稳步上升而通胀受控，在2010及2011年增长接近9%，人均收入十年来猛升逾一倍，但去年增长已回落至只有2%。土耳其经济从宏观上看有经常帐赤字过高（今年约为GDP的6%），和过分依赖外资等问题，从体制上看则有劳工市场过度规管，教育水平不高，产品市场出现垄断等情况。当发展势头转弱时，社会问题便会浮出。
最后还有中产阶级起义论。此论认为经济发展快产生了一批富者而中产阶层也迅速扩大。这些人在生活改善后有新的要求，特别是要有更好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更公平的社会，和更多的政治权利等，故对现状感到不满。这与“阿拉伯之春”动力来自年轻失业者及贫穷阶层大异。
无论如何，新兴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遇上困阻，确是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