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彬：中国难行消费主导模式

　　近年中国内外都热议经济模式转换的话题，一般意见均认为应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和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出口导向的转换已基本完成：经常帐顺差对GDP比例已由最高的约一成，降至目前约2%的可接受区间，且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但转向消费主导的进程则未如预期，且最近经济增长下滑，又令中央要加大投资力度。然而转向消费主导是否合理仍待商榷。

　　笔者一贯认为转向消费主导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与笔者观点雷同的是摩根士丹利的新兴市场经济师Manoj Pradhan，他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6月3日）便指出，阻碍中国转向消费主导有三大因素，包括：（一）投资带来收入及消费增长，若投资放缓则消费亦失去支持。（二）中国人均累积资本不足以可取得丰厚回报以支付消费。（三）东亚鲜有成功转向消费主导的先例，日韩的转换亦未如理想。在日本投资及消费增长均下跌，投资跌得快些造成了消费主导的假象。韩国则是出口主导增长多于消费。

　　以上论点基本合理。中国还在发展初级阶段，人均GDP仍远低于发达国，在这情况下搞消费主导是未富先骄脱离现实的“穷过渡”。现时还要保持较高投资并引导好投向以应付各种需要：完成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补回环保投入不足，为人口老化作准备，和发展军力以应付美国的围堵及保卫海疆等。在“未富先老”下的人口老化尤须加大投入：一要有足够储蓄以保障人民的退休生活，二要有足够投资以促成由劳力密集转向资本密集的生产模式，如多添机器代替人力等。

　　上述作者又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利率自由化与模式转换的关系。他认为在经常帐未开放下，自由化必导緻利率上升，从而压抑投资及经济增长。但居民收入随利息上升则有助增加消费，也可改变存款者补贴借钱者的利益转移。此乃典型的西方论点，实际上有诸多不当之处：（一）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利率偏高，远未如欧美长期地人为压低利率，更未刻意製造负实际利率。（二）国企等大型企业享受较低利率乃正常市场现象，小企业融资较难在发达国亦如此，金融海啸后问题更大。（三）若整体流动性较充裕的情况下，放开控制后存款利率未必大升，基本上隻会拉开大小银行间的利率差别。何况现时已有许多理财产品提供较高利息收入，故开放存款利率的影响并不如所说般重大。（四）在中国高利率不一定会压低投资或提高消费。总之，中国实况比西方评论所想复杂得多，利率“一放便灵”乃过分简单化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