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此次政策转变确是港府在处理两地交往政策上的歷史性拐点，一改之前的重量不重质越多越好心态，和以两地交流代替本港发展的策略。这种转变自梁振英上任特首后已见端倪，如冻结自由行开放城市数目，搁置 内地人自驾游来港，出台限奶令和限制内地母亲在港产子等，都属于控制内地对港需求的做法。
然而，这次转变更为深入和全面，故影响将更大，是更明显的政策拐点标誌。其实转变已嫌迟，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两地交流涉及两地政府，因此若港府的有关政策有变，内地的自要有所调整。主要应是改变观念：过去一直以为隻要在经济上以特惠开放政策挺港，稳定香港的经济便可解决其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多年来内地对港府的扩大开放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
现时中央也认同了调整自由行的必要而自行研究情况，可惜透明度不高。无论如何，两地的有关方面均已认识到自由行等交流事项，在经济双赢及利益外还有负面影响，包括可引发两地矛盾及民情对抗等。有认识自会寻求对策，故可抑弊扬利，从长远看可令交流更为合理及健康地发展。
调整自由行措施和限制客流规模等会带来经济后果，对内地或影响轻微，对本港却可能大得多。具体效果为何要看具体调整方案而定，总之会对就业、增长以至要 素回报（如工资、租金等）均有压抑效应，对本港各行业及地区的影响亦将不同。在这些宏观影响外，还要考虑到长远发展及结构性效果。
目前自由行等两地交流措施，确起到一定的挤佔资源作用，引緻劳工、交通及商舖等各种供给紧缺。
故此，当受限制后便可释出资源，让经济可转变发展模式，主要是减少对内地需求的依赖，而更著重于提升本地产能的水平（即升级转型）和开拓海外市场，使经济动力更为多元化。且由内地化转回国际化，可重新充实本港的国际中心角色。
此外，一直以来本港著重引入内地需求（如客流），今后应更著重引入内地供给（如人才、劳工及资金等），以助平衡供求及减少对本港的资源挤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