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到1982年，哈、乌、吉、土、塔五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拥有数分别为172、183、155、125、138人，虽低于全苏197人的平均水平，但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科技事业的腾飞。经过几十年努力，中亚各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迅速增加，在许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哈的宇航、化工研究，乌的植棉技术，土的沙漠治理和太阳能利用技术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1981年，哈、乌、吉、土、塔五国拥有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分别为：3.85、3.65、0.86、0.52、0.77(万人)，比1940年增长了23、12、29、10和19倍。
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到1981年，哈、乌、吉、土、塔五国每万人中医生的拥有数为30人左右，虽然低于全苏38.5的平均数，但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巨大的投入带来了全方位进步， 各民族共同繁荣，综合国力增强。1991年3月苏联解体前夕，中亚五国要求保留联盟的呼声最高就是上述巨大成就最有力的证明。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发中亚的经验和教训
中央高度重视、决策正确是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20世纪初，一份资产阶级权威杂志曾断言：要在中亚这一几乎遍地文盲的极端落后地区普及识字，需要花费4600年。苏共不信邪，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使中亚当地居民识字率达到80%左右，接近全苏平均水平。到80年代，连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苏共坚持不懈 的努力，它制定的苏联各民族在经济上共同繁荣，在科教文卫方面相互接近的“目的达到了”。
妥善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是重要保障。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在尊重、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和特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片面强调民族性或忽视少数民族利益的做法，都有悖于开发宗旨，苏共在这方面教训十分深刻。联盟中央曾为中亚许多少数民族规范、甚至“制造”文化，并在就业、升学等许多方面给予特殊优先照顾。但另一方面，联盟中央在中亚过渡到社会主义后，忽视各少数民族习惯和特点，认为民 族问题已经解决，盲目推进民族接近和融合，在移民、推广俄语等问题上操之过急，结果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引起不满。
解决好开发的动力机制问题是前提。中亚开发经验表明：处理好中央推动、发达地区支援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性、主动性关系问题是开发成效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苏联中央政府大包大揽的一些做法不仅让中央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使发达地区(输血者)感到吃亏，也抑制了中亚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培养了其坐享其成的依赖心理和民族情绪。
生产力的总体布局与经济协调发展并重。苏联片面强调“分工协作” 原则，造成中亚经济结构畸型，加工制造、轻工业发展长期滞后，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1991年9月，乌总统卡里莫夫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央的政策损害了乌的利益，“联盟只关心让共和国提供棉花，而把困难统统留给这里的人民自己解决，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乌棉花产量一直占全苏60%以上，但棉织品产量却不足3%。
实施保护性开放战略是保证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苏联建设中亚过程中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掠夺性开发做法导致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等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教训同样十分深刻。其中最典型的是咸海干枯问题。咸海是世界第四大内陆湖，由于在两河流域盲目扩大农田开发(30年共开垦灌溉农田200万公顷)，耗水量猛增等原因，致使咸海因得不到水源补充而日益干枯，90年代初，已有约40%的海底裸露，成为中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