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的开发战略和措施
中亚是前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也是宗教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十月革命后，为了帮助中亚各国走上共同繁荣之路，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苏联从30年代开始，对中亚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科技为先导、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基础的独特开发战略。这一开发战略既不同于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消灭印第安土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也有别于苏联的“西伯利亚开发模式”(几乎是在纯自然状态下的能源、资源开发)。
苏联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确保开发中亚战略的有效实施：
政策倾斜。联盟中央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中亚实行明显的倾斜政策。“一五”计划(1929-1932年)期间，全苏固定资金增长了289%，中部发达地区为199%，而哈萨克则达到549%，中亚四国为494%。从“二五”计划(1933-1937年)起，中亚各联盟共和国在全苏工业投资中所占比重明显加大：哈由“一五”时期的2.1%增至3%，其他四国由1.6%增至2.4%；“三五”计划和二战时期，这一比重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一五”至“二五”期间，中亚各共和国财政预算大部均来自中央，塔这一比例竟高达80%。此外，各国还享受信贷、不上缴利润，免税等优惠政 策。
另外，从“一五”时期起联盟中央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中部地区企业连人带设备一同迁至中亚。如二战期间共有308个大型企业疏散到中亚，还兴建了大批新企业。
人才支援。中亚地区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与苏联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技、文化人才的到来有直接关系。“一五”期间仅向土库曼派遣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5万，1928年至1936年有170万斯拉夫人来到中亚。另外，二战期间，随企业迁往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人员多达2500万。这些人在中亚地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大垦荒运动。这是赫鲁晓夫时期开发东部地区(主要是哈萨克)农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54年至1960年，国家通过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数百亿卢布资金，移民120万人)，在哈开垦荒地2550万公顷，建立了数百个国营农场，使哈成为继乌克兰之后全苏第二大粮仓，1960年哈谷物产量比垦荒前增加了3倍多。此后，哈粮食年产量基本保持在全苏产量的10%以上。
大力发展科教文等事业。十月革命前，中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落后地区，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游牧人口，当地居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识字率仅为2.3%。为迅速提高 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党和政府采取全民扫盲，兴办普通教育，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措施，成效显著。到1939年，中亚五国居民识字率已达77.7-83.8%，接近全苏87.4%的水平。1940年，中亚五国已有315所中专和67所高校，另有普通中学7162所，在校学生总数达328.2万人。此外，中亚的科研事业也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到1940年，中亚五国都建立了全苏科学分院，共有195个研究所，科研人员已达5900人。
二、历史性飞跃——从游牧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对中亚几十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大大拉近了中亚地区与现代文明社会的距 离。这些成就主要表现为：
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工农业产值的增长和专业化经济区的形成上。与1922年相比，1981年哈的工农业产值分别增长数为904和12.8倍，乌为414和11.8倍，吉为668和10.8倍，塔为875和14.2倍，土为206和10.7倍，同期苏联增长了514和5.2倍，俄罗斯联邦增长了497和4.1倍。哈、吉、塔三国工业增长和五国农业增长均超过了全苏和俄联邦的增长。按照经济发展区域分工协作的原则，中亚经济成为苏联国民经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哈是全苏重要的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化工基地，乌为棉花种植及与此有关的机械制造业基地，土主要发展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种植业，吉成为电力和有色金属基地，塔发展电力和化肥工业。
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和脑、体劳动者比例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1913年中亚五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均高于全俄城乡人口18%∶82%的比例。到1982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哈、乌、吉、土、塔的城市人口分别为56%、42%、39%、48%和34%，虽与俄联邦71%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中亚人口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事实(70年代中亚人口的增长率是波罗的海三国的6-10倍)，中亚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取得了巨大进展。另外，在国民经济从业人员中，每千人受过高、中等教育人数，1939年哈、乌、吉、土、塔分别为99、61、56、78、45人，与俄联邦124人相比差距很大。但到1982年，这一差距已不存在，俄联邦、哈、乌、吉、土、塔分别为842、848、888、846、867、817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亚劳动力结构中脑力劳动者比例在不断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