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茶》剧照：日本里千家今日庵
纪录片《茶》剧照：千玄室贡茶
三．“溶合和汉”与日本茶道的完成
日本镰仓时代（约12世纪末到14世纪上半叶）是中日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之一。
明庵荣西归国后，其为幕府将军源实朝“劝茶”疗疾之经过促使幕府当政更加醉心于宋朝的禅法和茶文化。幕府遂多次遣使节（僧人）入中土求法，或延请中国禅师赴日弘法。圆尔辨圆，南浦昭明之后，又有众多的日僧入宋（特别要朝礼径山寺）问法，而中国禅僧东渡“游行化导者”亦日众，故出现了继唐时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问僧之后，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新局面。
除佛教典籍外，中国禅院茶礼，宋代民间的饮茶习俗（如斗茶），茶种及茶具等也都传入日本。同时，还有大量的被称为“唐物”的中国绘画，书法及工艺品也被运往日本，从而带动了茶礼，茶宴之风在日本社会的流行。特别是宋代流行的“斗茶”习俗传入日本后，风行于镰仓时代末期至室町时期（约14世纪至16世纪）。
斗茶又称“茗战”，起于唐而盛于宋。中国人在斗茶时除品茶之优劣外。还十分注重水质和茶具。在日本，“斗茶会”的形式模仿宋禅院茶礼，而斗茶的内容则重在竞猜茶之产地及品种，即辨别末茶之“本茶”（即当时被列为日本首席名茶的 尾茶，后为宇治茶）和“非本茶”，论褒贬，争输赢，斗茶结束后则入酒宴席。
随着类似的斗茶会在日本武士及庶民间的广泛流行，茶会场摆设及酒宴日趋奢华，斗茶的玩法也渐花样翻新，甚至有借茶聚会大行赌博之事，以至于朝廷颁发《建武式目》，宣布“应该制止群饮佚游”的“茶聚会”。
禁令虽下，斗茶会不仅未被禁止，反而在日本更为流行。此时，茶在日本已摆脱作为药物和生理必须年之性质，进而成为纯游艺娱乐之物，同时这样的斗茶会亦流行于玩乐而失去了茶礼（宴）原有的意义。
上述情况到了室町时期中叶的东山时代开始转变。
日本杰出的艺术家能阿弥起而改革流俗，设计出了与书院茶事相适应的书院式茶室装饰和室内台子装饰的式样，将日本贵族社会性游艺的茶汤与寺院茶礼混合而成为“台子饰茶会”，又称“书院式台子茶汤”，成为迈向现代茶道的第一步。而进一步完成从追求饮茶形式到追求精神解脱的转变的是奈良名寺禅僧村田珠光（1422--1502）。
村田珠光曾为能阿弥之花道弟子。他在读书习禅时常因瞌睡而犯愁，医生嘱其吃茶养心。于是他集阅了《茶经》，《茶谱》等许多中国茶书，遂倾心于茶汤，并习孔子儒学。后在奈良大德寺与一休禅师交游参禅，被告知“禅茶一味”之细委，并自一休处得到宋圆悟克勤禅师手书墨迹（按即茶禅一味）。
由此，珠光从禅宗的世界中最终发现了茶道的最高理想，并根据“茶禅一味”精神对茶室及茶具作了精心的改良，将书院式的大茶厅改为四叠半小草房，称“数寄（日语“好道之嗜意）屋”，将茶台子，茶水筒，茶勺子等茶具均改用木制或竹制，并提倡任何花草均可作装饰欣赏，此即为“茶庵茶”，其中所体现的为“佗 茶”精神。“佗 茶”日语原意为古朴典雅，村田珠光还将自己的茶道观凝聚在一篇被称为《心之文》的短文中，并作为秘传之书传给了弟子。
文中提到“此道之一大重点是溶合和汉之界线，甚重要，应注意也。”“溶合和汉之界”是指在茶事及茶具上要协调使用“和式”（日本式）与“汉式”（中国式），禁止只注重唐式茶具和习俗的茶会。由此出现的是在中国，日本都不曾出现的新的茶道论：雅趣茶，其以和，敬，清，寂为精神必备。日本现代茶道的规式由此定型。
珠光之后，禅僧武野绍鸥（1503---1555）继承并发扬了“草庵茶”，深化了其中的佗 茶理念，使茶道在室町末期日渐隆盛。其后，千利休（1522---1591）进一步改良书院茶道与草庵茶，使其进一步向日本化发展。千利休把茶道从上层社会普及到民间，成为日本茶道“鼻祖”。
以后，日本茶道又发展成多种流派，但它们大同小异，其基本精神为千利休总结的“和、敬、清、寂。”四规，且须由茶室，庭院及茶道具作为基本要素来贯通，体现之。由此，由中国传入的径山茶宴暨宋代禅院茶礼转变为纯粹日本式的茶道，而千利休茶道亦由其子孙世袭相传，成为日本千家正统茶道并延传至今。
综上所述，关于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可作如下结论：从中国茶文化（特别是禅院茶礼）的传入到日本茶道的完成实为一过程，其中，明庵荣西的《吃茶养生记》肇其始，希玄道元的《永平清规》启其端，圆尔辨圆，南浦昭明将“径山茶宴”输入，并使之在禅院中流行，其作用至为关键，使茶道的基本要件已经具备，村田珠光“溶合和汉”之功乃在正式创立日本茶道，千利休进一步使茶道系统化，本土化，从而成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