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和“合作医疗”共存共荣血脉相连的一种职业。无可回避的是，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合作医疗”制度确是以类似于发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才得以全面铺开的。“合作医疗”渐趋瓦解的原因，有中国农村改革风潮的冲击，还有其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山东农村当过生产队长的董金清觉得“合作医疗”就是“吃药不拿钱”，如果一般药治不好，要送医院，就要动用“合作医疗”一大笔钱，那就得看哪个社员与村干部的“关系”好。
“那些年合作医疗是大队里拿上一部分钱，咱老百姓去拿个安乃近啥的不要钱，要是拿个四环素什么的就得拿钱，要是有大病就上医院报销。社员拿这个合作医疗费，俺也拿了好几年，可你得分是谁病了，能和支部书记说着话的，病了住院，他给你写个条子，那你就能拿着条子报销。但是一般社员可找不着书记，就不拿了，反正拿上也是白拿。”他还举了个例子：“俺后邻病了，上医院去，医院里跟他说，你们还有合作医疗费呢，你去找你们支部书记写个条子，来这就中。他可没找动，那些钱都让当官的拿走了。”
“赤医”李达当时最苦恼的是，为合作医疗，总出现如下情况，群众交2元钱，吃出几十元钱，4年就亏了4万多元。他解释说：“有些老百姓来到卫生室点名要药：我要输青霉素，我要吃绿茵茵的氯霉素。可绿茵茵的氯霉素贵，当时要五六角钱一颗，一两颗又解决不了问题。就有这样的人，来了只捡好药，告诉他不需要，他说你欺负他。”
另一位山西“赤医”则披露了另外一种情况：每月贫下中农干部决定给谁多少药物，“赤脚医生”只能附和这些干部，结果是干部及有“头面”，有各种“关系”的人的药物多，真正社员用的药物却很少。
在八十年代初的医疗改革风潮中，“合作医疗”按医疗基金的筹集、核算单位以及管理体制，大致可分为：队办、队办社管、社队联办和社办四种形式。但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无力抵挡私有化的冲击，赤脚医生们仍然纷纷弃医改行。
“合作医疗”体制的解体，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使“赤脚医生”原先高于普通农民的利益酬劳和心理优势荡然无存，也使得“赤脚医生”失去了以拼命工作作为“道德回报”行为的动力。
“赤脚医生”之所以风靡一时的理由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文革”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相对较为优厚的酬报、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的图景。生活在这幅背景中的“赤医”，对这些复杂制约因素的回报过程，如不分昼夜的出诊，极度耐心的诊疗态度和因陋就简的技术简约风格，既是“赤医”自身大多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成长环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应，也是复杂的非情感利益互动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结果，其成败得失均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