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全国的典型
此时，赤脚医生已经遍布中国的山山水水，最多时人数达到500多万。究竟又是怎样的机遇，让王桂珍成为了全国上百万赤脚医生的典型呢？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等人的事迹。随后，《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于是，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王桂珍渐渐被推向了荣誉的巅峰。这也是她政治生涯的开始。
1973年王桂珍担任了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5月，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代表中国的“赤脚医生”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发言。
王桂珍：我在会上说中国赤脚医生是怎么培训的，我们是怎么给贫下中农看病的，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纷纷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都要走中国赤脚医生的道路，他们都说ok、ok、ok。
回国之后，已经是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王桂珍，又被任命为川沙县卫生局党委负责人，面对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她立志要在农村为乡亲们服务一辈子。
戏剧性的变化
1975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王桂珍：到了北京他们跟我讲，这是贯彻“三三制”。
王桂珍所提到的“三三制”，是当时的一种干部制度，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次的岗位上轮换任职。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国务院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1976年2月，离任不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第二次访问中国，王桂珍应邀参加了宴会，此时，她的身份是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级干部。
成为“三三制”干部以后，王桂珍更加忙碌了。或是去北京，或是到全国各地开会、办事，就算是在公社当赤脚医生的4个月里，也还要在家里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
就在别人看来风光无限的日子里，王桂珍的生活却日渐窘迫。虽然她担任着卫生部的领导职务，但她的身份还是一个拿工分的农民。生产大队一年给她记2000个工分，当时每个工分7分钱，一年总共给她140块钱。
王桂珍：我在卫生部一天补贴5毛钱，我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
邱水兴(王桂珍的丈夫)：我在甘肃支边。她有时给我写信，说上北京开会去了，到国外去了，到外省去了，那意思我知道，她没有钱了，我赶快给她寄二三十块钱，有时候自己没有，就跟朋友借一下，给她寄点过去。她是没有一分工资的，都是靠我寄给她。
王桂珍：那时候我只知道做，从来不计报酬的。
1976年10月，就在举国上下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王桂珍却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回到江镇老家，一边务农一边接受审查。
经过一年多的漫长等待后，王桂珍终于通过审查，甩掉了那顶压得她透不过气的帽子。可是，重获清白之后，王桂珍却不能再当赤脚医生了。通过辗转努力，她才最终到一家企业当了一名厂医。之后的几年，为改善生活，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考取了医师资格。
从1969年参加国庆观礼的一名赤脚医生，到后来的卫生部副部级干部，再到一名厂医，王桂珍在10年的时间里，仿佛经历了一场悲喜轮回，又重归平淡。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的讲话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门外日新月异的变化，王桂珍和丈夫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王桂珍：邓小平讲改革开放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人家说搞印刷投资小、收效快。我就借了6000块钱，买了台印刷机。
王桂珍夫妇给印刷厂取名为“振兴”。很多知道王桂珍的人都愿意把业务拿到这里做，印刷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械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时工厂有20来个工人日夜加班工作。
如今，王桂珍除了经营印刷厂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孙子孙女身上，她说，现在是她一生中活得最踏实、也是最舒心的一段日子。(佚明摘自2007年9月《走近科学》原题：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