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而言,做对了(1)和(2),才有“中国奇迹”;要续写中国的增长故事,还必须同时做对(3)和(4)。
“九二派”企业家的故事,是对(1)和(2)最好的证明。其中,对(2)最生动的证明,是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这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之前,股份公司只是个别试点,自这两个规范文件出台起,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也初现轮廓。这两个规范文件的出台,引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下海”潮,中国真正进入了企业家时代。
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毛振华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陈东升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
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时代,一是洋务运动时期,二是民国时期,三是改革开放时期,而其中最具转折意义的,是1992年。1992年前后诞生了一大批“九二派”企业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东升说,1992年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
何为“九二派”
“九二派”原始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根据这一定义,本书给出了这一群像的大致标准。“九二派”是精英,先是体制内精英,即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士大夫”即指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联合体,而后跳离体制,在市场中成长为“新士大夫”—他们在当下有相对醒目的社会地位,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人”角色外,他们还扮演着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商业偶像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1992年前后离开体制,通常是某一行业的先行试水者,继而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导者;和第一代、第三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更深的“士大夫”的烙印,有较强的时局洞察力和宏观思辨力,这一能力无疑大大作用于他们的整个商业历程;他们是在近20年的商业洗练后逐渐成为舞台主角的;他们有反哺体制、反哺社会(包括政治文明)的意愿、言辞和行为。
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之间的配置状况是观察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视角,正是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下海有其独特历史含义。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人才配置“单轨制”,体制通过科举、战争等形式吸纳人才,即最优质的人才被吸纳进政府里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在工商业里创造财富。1992年前后,大面积的“士大夫下海”意味着人才配置出现双轨制,企业家人才罕见地由政府配置给市场。
在传统中国,具有“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的人依附于体制,他们的人生价值和角色是由他们在体制内的价值和角色定义的,“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只能在体制这条单轨道上实现。而受阻于政府权力缺乏约束和法律制度,商业活动在社会文化中受歧视,商人在社会排名中最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视察,是在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领导力”和“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新轨。一帮传统“士大夫”自觉离开体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成就“新士大夫”。
“九二派”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主角。这一事件,指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这一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几近绝响。朝代更替和1978年之后的五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均有优质的拥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力”离开体制,开辟人生新疆土,但他们多是被动的失意者,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还未有商业自觉意识。其他时间节点上,有些零星的商业自觉者,场面上却未成大观。
张维迎在《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论述准确解释了“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的逻辑关联,他说,“非正式的观察显示,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德国,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而在不发达国家—比如拉美和非洲,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政府和军队。”
“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这篇文章用语直白、逻辑浅显,没有高深数学和曲线图表,但这或许是此文没有在学界引起足够共鸣的原因。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描述“九二派”的历史坐标还需要更多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半个世纪,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这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概括。
“九二派”是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他们逃离体制又反哺体制是故事的新意,值得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观察这一群体在转型中国中扮演的社会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