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这是本书里的主人公们在1992年前后的生活情境。回溯他们在这一时段的人生情境不是为了展示苦涩、温情的商业励志故事。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是为了在科层制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这一行为通常被局限理解为“创业”,是无数创业故事里无差异的一部分。本书是对这一认识局限的拓展。“士大夫”下海是作者对这一创业行为的简要概括,作者的立意不是这些未来的商业领袖们如何一步一步扩展他们的商业版图,或是失意者们如何一步一步丢失他们的商业城池,而是大面积的“士大夫下海”—这一中国历史未有之事—之于这个国家的启示,特别是之于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这是本厚厚的启示录。
本书展示了“士大夫下海”这一现象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它的复杂性。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是中国过去30多年里最有代表性的阶层运动之一。若以代际划分,可分为“乡绅”企业家(第一代,以乡镇能人型企业家为代表)、“士大夫”企业家(第二代,以主动或被动离开体制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为代表)和“海归”企业家(第三代,以国外归来的科技精英型企业家为代表)。“士大夫”的精神维度使第二代企业家较之第一代、第三代更具历史内涵。“体制”是“士大夫”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九二派”的核心特征。这本书呈现了“士大夫”企业家(主动或被动)离开体制最后又反哺体制的全过程。
本书将带领我们探寻“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秘密”、“中国奇迹”之间的本质关联。后者是当下最热门的国际话题。在中国近30多年的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秘密”、“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到底谁才是中国近30多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在历史和经验中辨析这一主题,是刻画“九二派”的历史坐标的必要途径。当然,本书提供了这一命题的可能答案,而不是唯一答案。
企业家,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量,曾长时间被排除在增长故事里,他们赢得历史地位只是新近的事。
增长,确切地说是为什么会增长以及如何才能增长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早期,人们相信“蛮力增长”,即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以实现增长,人们甚至认为,这如果不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也肯定是增长的最主要条件。“蛮力增长”的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势必要不断提高投资率,这不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更多的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出水平,但不能提高增长速度。
继而,人们相信“精明增长”,即创新和技术变革是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只有创新和技术变革才能将一个经济体从收益递减规律中解救出来,即用更好的技术和设备来装备既定的劳动力,既提高产出水平,也提高增长速度。只有持续的创新和技术变革,才有持续的增长。
但是这时候人们认为创新和技术变革是外生的,它能否发生取决于政府政策或运气。他们还没有发现经济体内部存在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动力机制—企业家。他们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历史时期创新是加速的而另一些时期则变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内生于经济体中的,并主要由企业家完成。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而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取决于最能干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终于赢得了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角位置。
企业家才能依赖于个人的“洞察力”、“决策力”、“反应力”和“想象力”,部分后天习得,部分则可能是天生的。“企业家”开始回归增长故事,经济学也拉近了和现实的距离,并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的解释力。
其后的学者延续这一思路,提出一个经济体保持增长的4项建议:(1)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但要减少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2)必须有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方面的法规。(3)政府一定不能仅有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为。(4)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有持续的创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