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文革”的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一代卷进了政治旋涡。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学校开始停课。当时还是贪玩的年纪，不上课觉得很兴奋。又过了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这些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突如其来的风暴既感到新鲜，也感到意外。
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先是在礼堂贴出批判彭真的大字报，接着火烧到校领导的头上。校领导班子先是抛出一位名叫郑炎的副校长，但这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革命对象。
当时，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还不太适应学校的气氛。所以一进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组成以团中央某部长为组长的第二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吸收了当时还在学校读高一的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五个学生为组员，并任命刘平平为“文革”主任。
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已经感受到高干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说，“文革”前学生中谁学习成绩好谁受尊敬，或者谁体育运动拔尖谁引人注目，那么，“文革”开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这一条了。当时，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叫“红五类”，实际上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也不过是陪衬而已，最牛的还是高干子女。
我们那所中学，建于20世纪初，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离中南海又不远，所以光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这里念书，爹妈是部级、司级的更是不计其数。“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层消息，显得格外活跃，一派要接班的架势。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考学一直顺利，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没受过什么委屈。“文革”开始后，强调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亲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是31中学的实验室管理员，按当时的成分划分算职员，即非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也非任人训斥辱骂的黑五类。虽然没有挨整，但内心的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