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的口水仗，注定了中英滇案交涉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威妥玛借此机会，大肆诋毁总理衙门，指责清政府查办滇案的诚意，并提出一揽子要求。其中，与事件最密切相关的有两条，一是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二是清廷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更有甚者，“遣使入英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
鉴于时局，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在这些要求中“酌允一二”。决定派郭嵩焘为使臣赴英；允许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发表。至于通商等问题，那可是双方公认的朋友——赫德先生的强项。在这样的背景下，赫德从幕后走到了前台。9月21日，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大臣商定，翌日派梅尔士前来，并应邀请总税务司赫德参加。第二天，梅尔士与赫德按时去了总理衙门，尽管赫德又是亲自翻译节略，又是极力撮合，但外国公使与中国高官交往以及商务问题的讨论都没能取得进展。29日，奕訢照会威妥玛称，货税问题应单独考虑，不应与滇案联系起来，前几日赫德已受命仔细详尽地考虑这一问题，等到滇案了结后再另行处理。
威妥玛对此照会十分不满，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10月1日，威妥玛写好断交照会，称他将立刻撤使，并令天津与牛庄的英国领事告知当地英国商民，必须在河道冰封前撤离，因撤离而造成的损失将由中国承担。
事实上，威妥玛的撤使断交只是吓人的姿态，他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迫使总理衙门让步，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如何转寰。由于9月29日奕訢的照会中提到，由赫德来考虑货税问题，于是威妥玛便要求赫德告知他所接到的指示，赫德回答说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但他同时表示，可能在此问题上有所误会，他请威妥玛在他与总理衙门大臣谈过话之前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威妥玛同意了赫德的这一请求。
如果说彼时的中英双方是一对咬合的齿轮，那么，赫德就是最佳的或许也是唯一的润滑剂。为了挽救危局，他劝告“总理衙门作出了必需的保证，并通知公使已指示总税务司就外国贸易征税做出全面报告。”实际上赫德是在给他自己出难题，他必需想出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是可行的，又能为所有条约国所接受的有关货税的方案”。
威妥玛终于平息了心头之火，中英滇案交涉中的第一次危机在赫德的调停下得到了解决。或许是中方做出了一定退让，总理衙门提及赫德在解决此次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只是在奏折里一笔带过：“复经赫德往来传述辩论各节”，也就是说赫德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双方传递信息而已。但是英方却不这样看，刚刚获封巴思勋位的威妥玛爵士，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称，在近来的交涉中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而总税务司赫德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据我所知，只要他（赫德）感觉到某一计划对中国和外国都有益，他就会力劝总理衙门采纳这一计划。中国正在取得的进步无疑应归于多种原因，但是我敢毫不犹豫地说，在外国人中，没有人对于中国的进步做出过赫德那样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