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出发前的一天时间里，我和搭档张新开始疯狂地寻找有关陆立之的信息，收获颇丰。我们不仅从著名托派王凡西的回忆录里找到了有关陆立之的记述，甚至还发现了中共1930年1月将包括刘仁静、陆梦衣等人开除出党的通知，这一切都为我们确定陆正牌托派身份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由于陆立之的经历十分复杂和丰富，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众多，这些事件、人物有的我们有所了解，而有的之前简直闻所未闻。每个枝杈伸出去都会耗费掉我们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我们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采访积累可以稍稍减轻一点工作量，但是要做的准备还是做不完，这让我直到踏上飞往南京的飞机时心还没踏实下来。尽管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知识盲点，我的行李中装上了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参考书：《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
我另外的一点不踏实，是仍然对老人的状态没有把握，尽管张新的反馈是积极的，但在见到老人之前，甚至采访完成以前，一切都还说不好。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应付长时间的采访，只能持续一两天，那么我们重点问哪些问题？如果采访中发现老人的记忆力或者思维有明显的衰退，我们该怎样启发和引导，帮助他完成回忆？如果采访中老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又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遍遍地冒出来，我就像个复习了很久，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反复熟练地回答着这些问题，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飞机上，一直持续到从南京开往滁州的出租车上。
三
百岁老人陆立之
2月17日傍晚，在滁州市工人路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陆立之。老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特别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 我们走进房间时，他主动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向我。他的手有点凉，但和我相握时，我能感到从他手上传递过来的力度。
房间不大，临窗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我们坐定后，老人有点艰难地坐到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从桌上拿起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向我，说：“这是我头两年出的一本书，送给你。”
我连忙起身接过书，我知道这就是那本我们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实的《谁主沉浮》。这本书是陆晚年所写回忆文章的结集，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内容很庞杂，既包括作者对其本人在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抗战等大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的记述，也涉及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和覆灭、军统组织在30年代和抗战前后活动等情况的记载，还包括他对周恩来、王明、瞿秋白、米夫等中共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的回忆。在见到陆之前，我们只在网上零散地找到了其中的几篇文章。陆立之把这本书送给我，为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交谈的过程中，陆立之有时会起身取东西，行动有些迟缓。他的夫人告诉我们，之前老人的腿脚还很利落，上下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去年他过一百岁（虚岁），市里领导来看望他，送给他一幅“寿”字。这幅“寿”字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房间里最醒目的位置。有天挂在墙上的“寿”字有些歪了，他自己登上沙发想把条幅扶正，就摔骨折了。养了大半年，现在刚刚痊愈，但腿脚已大不如前。
那次见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拜访的目的却全部达到了。通过跟陆立之的交流，我发现尽管老人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重复和中断，但对一个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思维和记忆力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整个身体状况看上去也很好。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采访增加了不少信心。
不过，在当时，还是有一个现实问题给我造成了困扰。以往我们对高龄受访者进行采访时，一般都希望能有老人的子女陪同：他们对老人的身体状况最了解，一旦发生意外大家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反应。陆立之没有子女，身边只有年近九旬的老伴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家房间不大，光线声音状况都不理想，很难达到我们拍摄的基本要求（我们的采访通常会架设红背景，布置简单的灯光，对环境声有较高的要求），在老人家里完成采访有难度。我们可以在宾馆里布置一个采访间，每天接送老人，但陆立之居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住在四层，对骨折刚刚痊愈，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每天上下这四层楼梯，简直是莫大的折磨。
这时，一同前来的张新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把陆氏夫妻一起接到我们的宾馆去住，这样既可以省去老人每日往返上下之苦，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采访，同时，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我觉得这办法不错，跟老人一说，他们欣然应允。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两位老人接到酒店去。
冬末春初的滁州天气还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陆老夫妇在室内都穿着棉袄，我们也没有脱下身上的羽绒服，陆立之的夫人王师正忙前忙后地为我们添茶倒水，拦也拦不住。言谈举止之间，看得出两位老人当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同样看得出的是他们对我们到来的欣喜。在滁州这座破旧的居民楼的一方斗室里，人多一点总会更暖和些，他们过冷清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