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激情讲演
第三帝国的主调与杂音
由于希特勒本人对瓦格纳音乐和哲学的偏爱，使得瓦格纳从第三帝国时期到大德意志时期，一直被奉若神明。
德意志民族是个热爱音乐的民族，瓦格纳音乐本身所有的崇高、庄严、壮丽，也正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
被音乐感染了的希特勒，再次用这些音乐去鼓动德国民众。
行进的德军古德里安装甲师中，长龙般的重型坦克向苏联东进，持抢的步行军人和架有高音喇叭的装甲车一道行进，高音喇叭中播放着瓦格纳昂扬的序曲；在纳粹党召开大会或发动群众集会时，都要演奏希特勒偏爱的《众神的黄昏》中的片段；1933年，希特勒开始他12年执政的国会就职典礼上演奏的是《纽伦堡的名歌手》。《黎恩济：罗马的最后一个护民官》，这个原本表现爱民如子的护民官形象的音乐，更是响彻第三帝国的各种正式仪式 。
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播报德军空袭时，配乐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女武神之骑》。对于征战的双方，在空袭将要来临之时，听到这首乐曲，感受可是天渊之别：掌握制空权的一方，从铜管乐为主的乐队于各声部上奏出急促的波音音型，以及圆号时隐时现主导动机中，能听到女武神的华丽和英姿，从女高音在高音C的持续盘旋能激荡出听者内心的不可遏制的激昂。然而，四处奔突的一方，则会觉得急速的波音音型就像催命的马刀或炸弹，而High C的女高音，更像追魂的啸叫。这种不同的音乐效果，在战争中起到截然相反的心理催化作用。
但是，整个纳粹德国并非如他们的元首所希望的那样沉浸在瓦格纳的音符中。《瓦格纳家族》的作者乔纳森·卡尔认为，即使是忠心耿耿的纳粹党徒，也未见得像希特勒那般热爱瓦格纳。
尽管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讲话以及瓦格纳作品公演盛况的纪录片，让后世人以为，瓦格纳音乐即纳粹音乐，但事实上，就连希特勒的秘书特雷德尔·琼格在回忆中也有透露，很多纳粹成员并不像他们的元首那样热衷于瓦格纳的音乐，他们其实很反感那些一演出就是4个多小时的“宏大史诗”。但是希特勒活着的时候，这种反感谁也不会表现出来。
纳粹德国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有一次希特勒去观看《纽伦堡的名歌手》，发现坐席稀稀拉拉，不胜愤怒，将巡逻队派到街上，见人就拉，拉来过一些听众。
纳粹德国并不只会用瓦格纳的音乐来凝聚民众，只要是能起到聚众效果的音乐，他们都不会抛弃。
爵士乐风靡欧洲时，纳粹德国对这种通俗音乐非常不屑，认为这是堕落的东西，会毁了德意志精神，会破坏日耳曼的纯洁。戈培尔说爵士是“罪恶巴比伦”。
他们同时明白，即使是被巡逻队拉进剧院的人，也有在剧场里睡着的可能——的确曾发生过包厢掉下来的事故，而里面的听众全在睡觉。收音机中轻松的爵士乐倒是有不少听众。这倒可以利用爵士乐，再吸引一批民众。
于是戈培尔着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爵士乐队，这样能够保证在政治上与纳粹保持高度一致。与纳粹高官关系熟络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卢茨· 滕普林成了戈培尔宣传项目中“爵士乐攻势”的首选人物。几个月后，第三帝国的收音机里已经能听到新组建爵士乐队的作品。这支乐队的阵容也称得上强大，乐手本来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鼓手和号手。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德国爵士乐队演唱的曲目，只有第一段， 从第二段开始，就开始“为我所用”：不是骂丘吉尔，就是骂罗斯福；而盟军是在妄图为犹太人造福，这样，德意志爵士乐的目标算是达到了 。
“德意志精神”的后遗症
12年零4个月的纳粹运动和希特勒排犹、东进的生存扩张，在《众神的黄昏》中落下帷幕。存活下来的德意志人，对当初曾令他们疯狂的那些东西，有了另外的感受。
1993年6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赵鑫珊受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到德国访问。在科隆电视台采访部主任的家宴上，这位50年代北大德语专业的老大学生，表达了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敬佩德国的科学、艺术和哲学伟大传统，他说自己“强烈感受到了里面有一种德意志精神弥漫，那是德意志民族魂”。
突然间，他发现主人表情变得既严肃又尴尬。他意识到，“德意志精神”这个术语引起的误会——因为纳粹经常用它。希特勒将“德意志精神”直接表达为德意志灵魂，他本人和他最忠实的仆从、一家八口随他自杀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经常把“德意志精神”挂在嘴上。
赵鑫珊马上解释：德意志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看谁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比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叫法本来是没有问题，但一些纳粹分子认为有一种叫犹太科学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便是犹太物理学。纳粹科学家说，纯正的物理学是“德意志精神”的产物，所以为了同犹太科学划清界线，在纳粹德国时期居然出现了这样一荒诞的叫法，德意志数学、德意志物理学、德意志化学(赵鑫珊：《瓦格纳·尼采·希特勒——病态人格分析》)。这番细致的解释，才使晚宴的主人恢复了先前平和、微笑的状态。
希特勒死后，德意志被两个世界所分裂。
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又从分裂走向统一。
德国在忏悔和反思中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