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局
以暗杀手段反清，反映了当时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悲观主义的蔓延。
严格来说，暗杀手段清政府与革命党都在用。清政府想暗杀革命党的重要角色，革命党也想暗杀清政府的达官要人。在辛亥革命前的混战年代，暗杀与起义的行为交替进行。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党，这些暗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正面交锋背后另外一个隐蔽的战场。
有史学家统计，清末革命党人对清廷官员共发动了19次暗杀。后人所熟知的包括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其中，暗杀对象最具影响的是陶成章谋刺慈禧太后，其次是汪精卫图谋刺摄政王载沣，但均未成功。被革命党人计划谋刺的大都是掌管军事的高官，如陆军部长铁良、广州将军孚琪和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其中李淮也是被谋刺最多的，他总共被四批革命党人试图暗杀。
与革命党人一次次的暗杀行动相比，此时清廷对于革命党首领的暗杀显得有些鞭长莫及。对于不在境内的同盟会核心成员，清政府显得无可奈何，只是秘密缉拿，并再无像暗杀杨衢云般的刺杀行动。
而另一边，武昌起义爆发这一年中，革命人士共计组织了7次针对清政府的暗杀行动。起义成功后，革命党的敌人则由清政府转向破坏革命的军阀。这种传统还延续到了后来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比如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就没能逃出“自己人”的毒手。
每一次暗杀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而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频繁地使用暗杀手段，一定程度上也给清廷统治带来冲击。不过，为什么革命党选择暗杀这种手段，并在失败之后仍一次次尝试？有分析认为，当时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悲观主义的蔓延或许是其中的症结之一。
但在李吉奎看来，之所以选择暗杀，是因为当时别的手段行不通。而且，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对于满清政权是有震动的。比如把良弼炸死后，住在北京的满洲权贵吓坏了，很多人搬到大连、烟台。在广东，李准被炸伤，广东官员胆战心惊，这些都为后来的广东光复提供了一些方便。从这个角度来看，暗杀对于革命进程而言，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