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杀王直，浙海再无海商
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官方的《明史·日本传》里“嘉靖倭乱”几乎一半全是他的记录，各种纪略、方志和相关的民间传说更是浩如烟海。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双屿港之战后，王直收集余党，转移到舟山烈港（沥港）重振势力。他读过书，深谋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其最大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通商互市。
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前者为继承双屿港传统的王直集团；后者则为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
开始时，王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面对王直的诚意，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在遥远的东瀛，他自称徽王，以信义取利，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大海商。其“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这边，在他的故土和祖国，却被视为“东南祸本”，名列通缉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王直的同乡，徽州人胡宗宪的身上。此人博学深思，文韬武略，面对茫茫大海，他准确地判断道：“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为了招降这位关键人物，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的胡宗宪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
在如此凌厉的招式面前，王直果然招架不住。当其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谦卑地向来使诉苦曰：“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虽扣押了王直，但坦率地说，他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并认为朝廷若能善用王直，便可使倭患不剿自平。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称胡宗宪接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等谗言诬陷如潮而至。在这样的处境里，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他很快在奏疏中表态：王直乃是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
实际上，将王直视为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这个说法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中日间距离遥远，又受季风限制，往返沟通难度很大。又据学者考证，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团，而次年所谓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的动乱，也有很多证据显示乃是萧显集团所为。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远在日本的王直要全盘操纵如此众多的海寇集团，指挥成千上万的海盗效死，也着实难以实现。
就王直本人来说，他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在狱中还写下《自明疏》，理直气壮地申辩：“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当然，这一切都是妄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斩首。临刑时他不胜怨愤地说：“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
如此说来，倘若王直真的没有主使海盗劫掠沿海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罪状也不过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而终其一生卑微而终极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一名海上的“红顶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