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代画家仇英的《倭寇图卷》（局部），从旗帜上来看，左边船上的应是明军水师，右边两条船上的即为倭寇。
为什么，双屿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启动了如海啸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战乱？
为什么，这场纷乱如巨大的黑洞——数位立下显赫战功的抗倭将领自杀、下狱，更多的大明官员则视“抗倭”为畏途，避之不及？
为什么在嘉靖皇帝驾崩，隆庆新帝宣诏开放漳州月港后，“倭患”便迅速缓解，甚至销声匿迹？
要追溯这场奇特而惨烈的嘉靖倭患，要从明王朝开国时说起。出身农民，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门缝。
在中国的海洋贸易史上，宁波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它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陆要冲，洋流和季风条件优越，宋元时与广州港、泉州港并称我国三大外贸港。我来到宁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见一座别致的建筑，三面墙上各敞开一个亭形大门，就像嵌入了一个空亭子。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来远亭。海外贸易繁盛时，“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其“青江相间，夜燃樯灯”的夜色，曾是宁波之胜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正宗贡使”的身份，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平民，酿成了极为恶劣的“争贡事件”。这让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个口实，上疏“祸起市舶”，闽、浙市舶司遂遭废止。从此，朝贡贸易这道门缝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此岛悬居浙江外海，扼多条航线之要冲，明初时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内迁，遂成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风水宝地。不久，以双屿港为基地，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羽翼渐丰，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以略带夸张的笔调描述了它的壮观富饶，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时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国志》一书中，亦称海商在双屿“是如此自由”，“除了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为了保护贸易安全，往往还剿灭小股海盗。而朱纨在战后上岛勘查时也发现，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见人货往来之多，且由于双屿战事事发突然，外海不知，以至于战后的一月间，陆续来港商船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说：“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然而，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官员个性耿直，军事经验丰富，乃铁血的海禁派。临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后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短暂的胜利，正是巨大动乱之前最后的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极盛时期的双屿港。这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