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持反对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真实地记录了林彪的这一态度：“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与林彪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几年后邓小平回忆这一段不正常的历史时说的话：“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和邓小平两个人的说法真实地揭露了那个时代中红太阳的专断独裁，只不过邓小平的说法比较含蓄。
对待文革的态度，周恩来虽然不敢明确反对，但一直是在被动地消极应付，在这点上，他与林彪是不谋而合的。以前的搭档刘少奇死了，如今林彪飞机失事也死了，以后还有谁能共商大计反对文革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理一定感到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寂寞，以致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既是为林彪的命运惋惜悲伤，也是一种兔死狐悲，为自己今后独木难支的命运痛哭悲叹，更是为国家的不幸命运而担忧悲哭。然而，周总理的这一内心悲苦谁又能理解呢？
事实也是如此，从此以后，周恩来在党内工作更加艰难，处境也更加凶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