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得从周恩来和林彪二人的交往关系以及二人的政治见解说起了。由于林彪已经被批成了臭狗屎，周恩来与他的真实交往资料，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得知，倒是说林彪要对周恩来下毒手的资料还能够看到。英国人迪克·威尔逊著的《周恩来传》里写道，1971年3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周总理把林彪的那份电报拿了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这个故事一看就是编的，当时林彪已经是二号人物了，周总理是文革中一拨即倒的人物，对林彪根本构不成威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下命令击落周恩来的座机呢？这只不过是妖魔化林彪的一种手法，污蔑林彪不是东西，连忠厚谋国的总理也要消灭，这林彪可就坏到家了。
其实，林彪对总理是非常尊重的，这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下的一个死命令就可看出，“我睡觉时，有人来电话，我一律不接，但毛主席、周总理除外”。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本可以不把周恩来放到眼里，在睡觉时还要接总理的电话，可见二人的关系应该不错，最起码能看出林彪对总理的那份尊重之情。
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水火不容的集团，“四人帮”执行的是文革路线， 而林彪集团的政治理念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得力干将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分歧可见一斑。这点可以从晚年陈伯达写成的《陈伯达回忆录》一书的有关回忆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政治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的一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误以为，打倒了刘邓及其一大批追随者，毛泽东的文革目的也算达到了，应该回过头来发展经济安邦治国了。可惜他们都无法理解红太阳的内心苦衷，因为如果再发展经济，就等于回到刘少奇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去，这就等于说刘少奇是无辜的，因为刘少奇被毛泽东所指责的罪责，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会自己走到文革的反面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