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授意“暂不回国”
在联合国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意他暂时滞留。他前往德国，后定居。逃至德国的第3年，国内爆发“林彪事件”，关愚谦则意外收到了国内母亲的“动员回国信”。“我一看就知道这封信不是我母亲写的，是组织上叫她怎么说怎么写的。让我回去，既往不咎……”关愚谦说，“都是假的，都准备好了，我一回去就抓，后来才知道。”
1972年，尚且还是新华社记者的中国驻德国前大使王殊打了一个电话给关愚谦。“当时我国跟联邦德国正处于建交谈判期，王殊作为新华社常驻德国波恩的记者，在外交谈判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王殊此番给关愚谦的电话内容，也是代表组织，动员关愚谦回国。
“关愚谦，我们组织上决定，你回国去，原薪原职，既往不咎，回国立功。”电话里严肃、冷漠的声音至今回响在耳边，关愚谦说“那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即便他在德国的妻子一再反对，怕有危险，他还是执意要回国，“所有我就一个人去了波恩找王殊面谈。”
谈话的气氛依然像“文革”期间批斗“反革命”似的语气。
“关愚谦，想通了没有？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回去以后将功赎罪，既往不咎。飞机票都给你买好了，回去！”
“我还真是有点顾虑，回去以后你们不会继续斗我吧？”
“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检讨检讨就行了嘛……”
就在关愚谦几乎已经决定回国的时候，忽然一大批印度尼西亚华侨走进了谈话房间，打断了他们。“当时跟王殊一起找我谈话的还有一个姓梁的同志，这时候王殊就对那位梁同志说：你去陪陪印尼华侨，我带关愚谦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谈话。”
支开了梁同志，进了没有旁人的小房间。王殊忽然拉着关愚谦说了一番与刚才谈话截然相反的话：愚谦啊，有顾虑嘛，别着急回去。但是要给祖国做好事。
“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是在告诉我不要回去！10年以后，王殊又到汉堡来，我就问他，王大使啊，你那时候怎么敢跟我说这些话？不是透露天机嘛！他说：不是我的意见，是姬鹏飞的意见啊！最近我又去看王殊去了，他跟我说，其实也不是姬鹏飞的意见，姬鹏飞他敢说吗？是周恩来的意见。”关愚谦说。
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杜干全，代表刚刚开放的中国来到汉堡大学，访问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那时候的关愚谦任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高级讲师，犹豫着要不要参加这位大陆出来的学者的见面会。但系里要求一定要参加，关愚谦也就硬着头皮去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杜干全看到我了，一脸的激动，跑过来跟我说：愚谦啊，活得很好啊……”关愚谦说，杜干全与其父曾一同在新四军参军，“他是文化人，他看到我在汉堡大学教书，很高兴”。后来两人又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叙旧的同时，还对关愚谦的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讨论。杜干全随后抵达波恩，就这个问题与驻波恩大使进行了谈话。
1981年，由外交部长姬鹏飞批准“让关愚谦回来看看他爸爸”，就这样顺利回国。“13年不容易啊，我尝试跟家里人联系，写信寄到原单位，原单位的秘书长竟然一封信都没有帮我转给家里人。那十几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那十几年，我是西方社会里唯一一个红色中国逃出来的人，很多人找我，只要我好好骂共产党，就可以给我钱。我的原则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做。我1969年到德国，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使馆的干部，跟我说心里话：老关啊，我们查了你十年，发现你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很多人跑到国外去，就是靠骂中国共产党、中国赚钱，我宁愿到饭店去打工，去扛钢条，绝对不出卖我自己的灵魂。到现在我依然非常自豪，后来到了汉堡大学，大家对我都非常尊敬，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祖国。”关愚谦认为，这一点同样也是他后来能够顺利回国的原因。
（本文参考了关愚谦著《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