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当时的主要地下工作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营救出的最著名的中共党员是关向应。而陈志皋作为著名律师，为被捕的中共党员出力，很大原因是他爱黄慕兰。在“西安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黄慕兰向党组织提出，现在中共党员大批被释放出狱了，她的营救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要求调到根据地去工作—当时她的第二任革命伴侣贺昌离开上海赴根据地时她就这样要求过，但党组织却仍然没有批准。
如果党组织当时批准了她的要求，她去了根据地，会怎么样？她想过没想过陈志皋怎么办？当时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后来，在黄慕兰见到周恩来时，这样谈过：“这些年来，我在他家中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内心难安……”这里，透露出些许难言苦衷？
党组织不批准她去延安，是看中了黄慕兰在大上海的出色表现。确实，从个人的潜质能力来说，上海更是她驰骋的舞台。看她年轻时的照片，是位美女。不仅貌美，而且是女活动家，组织能力极强，她一旦涉足金融业，就显出了超凡的禀赋，成功地将一家曾经在上海数一数二的信托公司救活。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滩，她频繁举办拍拖是名噪一时的沙龙女主人，那时可以说是黄慕兰人生的辉煌顶峰。即使她不做女特工，她的这个女银行家身份完全名副其实。
但是，在她的内心，红色间谍的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种间谍不为金钱也不为过瘾，是为信仰。为这个身份，什么个人的东西皆可抛弃，甚至至亲也不在话下。党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也是这样自觉自愿。而也就是因为这个身份，她人生的后半段一片泥泞。
她的一生蹲过四次监狱，前两次是国民党的，后两次是共产党的。前两次，她坚不吐实，坚强而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红色特工身份；而后两次，她的全部努力却是证实自己是红色特工。黄慕兰的人生辉煌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停止，以后的生涯除了蹲监狱，就是出了狱后的上诉陈词，直至1980年她73岁时，才获得一纸平反书。
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我们这些只从教科书中读到党史的读者，不啻是极好的教材。历史不是几条干巴巴的纲线和若干小重点，那是一个个具体人生的血和肉。读到这些，你才能领悟到一些时代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