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辞世,蒋金龙没回去奔丧。2001年1月,父亲满百日,才回沪上了坟,了却心愿。那以后,每顿七两高度白酒落肚,喝出高血压方罢。
隔壁邻居胡美琼听说来了记者,径直跑到老蒋屋里嚷嚷道:“现在的知青子女一点待遇都不给,白枉他们为农场奉献了一辈子!”胡美琼泼辣干练,1979年3月嫁给了即将回城的重庆知青刘祥荣。那年,刘祥荣拿着户口迁移证明回到重庆,正百无聊赖等待安排,老婆来信说,“工作好累,你帮我一下,回来吧。”在重庆呆了两个月,刘祥荣就回来了。相识的人还有一说,说他们那时并未结婚。
仗义的刘祥荣现在不得不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儿子在澜沧江边一家啤酒厂洗瓶子,每月400块工资,时不时会向父亲要些零花钱,每次百来块。儿子也想尝试到外面闯荡,刘祥荣就是不同意:“他有了钱乱花,吃了上顿没下顿。呆在身边,至少饿不着,也不至于学坏。”
2003年4月,家乡来信说,父亲不行了。刘祥荣偕了妻儿匆匆回重庆。
那是一家三口第一次坐飞机。
难以忘却的岁月
美丽的西双版纳。1971年5月,张仕良们作为知识青年进驻时只感受到了她的狰狞:
望不尽的原始森林。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女知青讲究一点,墙上用泥巴和着报纸糊一下。正是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景洪农场场史载:1974年,当时全场知青60%住了瓦房,其余仍住草房;直接生产人员,每月定粮40斤,基本够吃,吃油靠自己种的花生榨油,每人每月4两。多数连队逢年过节才杀猪吃肉,平时没有肉吃,蔬菜供应也很少,五六十年代的老职工喝过的“玻璃汤”,知青们在70年代仍在喝。
什么叫玻璃汤?一根葱,浮点零星油花,“其实就是盐水汤”!喝着玻璃汤,上海宝山县知青张仕良开始垦荒,他被分配到一师加强连,驻地大荒坝,离景洪县城80公里,全师最艰苦的地方。这是西双版纳州的“五七干校”,各路“牛鬼蛇神”、走资派、右派都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腾出部分茅屋给知青住。
来云南前张仕良给在青海的大哥写信,想听听他的态度。大哥回信,六个字:“活不好,死不了。”
极富先见之明。
那时的任务:一人一天挖两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种水稻、油茶。后来水稻油茶都种不出来,改种花生、黄豆。
劳动辛苦。有的知青吃不了苦,老请病假,还有的故意把手割破,借口不上班。40斤定粮,食量大的还是不够吃,月底向要好的女知青索要。有一次一位上海知青没出工,同宿舍的人说,他昨天就没饭吃了。排长张仕良晚上给饿肚知青打了四两饭,此后帮他控制饭票。之前他每顿都吃八两。
生活单调。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编在四排,住一个大屋子里,一张张床铺整齐划一,邻床用箱子隔开。有时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声鼎沸,“闹腾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经常是,一头哭,一头笑,活似一锅粥。过不久,睡眠不好的女知青向上级提意见,此后连里规定,晚十点后不让男知青进女舍。
水土不服。70%的知青闹病,发烧拉肚子,送病号有时都忙不过来。八人抬病号,四人一组,走13公里泥路到关坪,师部派车等候,车行60多公里送景洪。张仕良说,新开发的原始森林瘴气重,抵抗力差点就都受不了,很多时候是三更半夜送病号,纵是身体好,也折腾得够呛。
闲极无聊,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张仕良和另几名知青自上海探亲返回,经关坪走回连队。走夜路过勐养农场时被一伙重庆知青劫了行李食品,连队指导员告到团部,张仕良等到勐养农场认人。被抢时黑灯瞎火,辨不清长相,张仕良于是乱指一气,抓了十来人,审问、禁闭、受罚,其中不乏冤屈者。